红谷滩事件调查怎么回事？红谷滩杀人事件始末回顾万小弟为什么杀人（2）

隐疾

73岁的万田（化名）和68岁的李桂英已经很多天没出门，80多平方米的屋子角落里堆满了杂物。李桂英说，这些都是她和万田捡来的。两人都是文盲，平时拾荒度日，每月能领到3000多元社保。

邻居说，李桂英早年曾患有精神疾病，犯病时常一个人跑出家门，衣服脱光后到处乱走。李桂英自称，她曾经看过医生，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但时间久远，已找不到病历。

万小弟上到五年级便辍学，他在十四五岁出现异常，“在家里无缘无故打我们，把他（父亲万田）关在房间里打，拿拳头砸。他跑到楼下了又追着打。”李桂英说，她也被打过，逃跑的时候摔倒了，儿子还会上来踢她。

万田身高仅150公分左右，矮小瘦弱的他一个人控制不住万小弟，李桂英跑到村委会求助，村民们把万小弟送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

万田说，万小弟被诊断为躁狂症，住院两个多月。

“我们去医院看过他，他被关在医院房间里，手和脚都铐着，在那鬼叫，哭。”万田说，治疗一段时间后万小弟的情况有所好转，原本医生建议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但万田说家里没钱了，就把万小弟接了回来。

“2个月花了八九千，负担不起。”万田说，万小弟从小到大去过四五次医院，每次住院回来就不打人了，“跟他讲他打人了，他不记得”。

万田称，每个月他都要去医院给万小弟买药，每次都要花两三百块钱，“如果给钱叫他自己去买，他会花掉这个钱”。

2018年5月，万田在精神病院给儿子配药的时候，无意问了一句医生，儿子的情况是否能办残疾证，医生表示可以。

持有残疾证的人每月在开药时能获得一定补贴。

这本残疾证如今放在万田的房间里，上面贴有万小弟的照片，并显示他属于“精神叁级残疾”。《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Ⅱ》对此定义为：

适应行为中度障碍；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可以与人进行简单交流，能表达自己的情感；能独立从事简单劳动，能学习新事物，学习能力明显比一般人差；被动参与社交活动，偶尔能主动参与社交活动；需要环境提供部分的支持，部分生活需由他人照料。

万小弟的残疾证，写着精神三级残疾

事发的几天前，万小弟二哥的女儿来家里吃饭，二哥让孩子到桌上去吃，女儿不肯，还把碗摔了，万小弟看到后突然暴怒，上前去踢女孩。李桂英问他吃药了没，他回：吃了。

江西省精神病院开具的一张万小弟日常服用的药品清单上标注：盐酸氯丙泰片、丙戊酸钠片、氯氮平片等药物，患者一天服用两次。

万田说，万小弟一发病就睡不着觉，整天胡思乱想，需要吃药控制，但吃药效果不会立刻体现，所以万小弟觉得医生卖的是假药。药放在万田房间里，万小弟不怎么主动吃。

万小弟

案发时万小弟的精神状况目前未知，很难说他的精神病史与本案有无直接关系。毕竟，在他的前同事眼中，他“不像精神病”。

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2日，万小弟曾在离家3公里外的一处小区担任秩序员（保安）。前同事回忆他：个子不高，四方脸，话不多，看上去不太聪明，但也不像病人。

2018年5月的一天，万小弟对同事说自己准备辞职，去一家汽车公司上班。在离职表上，他写道，“因本人家中有事，不能胜任秩序部一员。”

万小弟的离职单。

万小弟和物业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显示，他履行了为期一年的第一份合同，又签了第二份合同（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工资从1530元涨到1680元。

但显然他签订合同没多久，就中断了这份工作。万小弟曾经跟父母抱怨，做保安工资太低。但仅仅在汽车公司上了一天班，万小弟就回家了。

“这里做做，那里做做，什么都做不长。”万田说，万小弟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保安。在他家可以看到3家不同物业公司的工作证或体检培训合格证。

老贾就是在2015年与万小弟在保安岗位上相识的。当时保安公司让他们去派出所办保安证，万小弟办不了，“主管说他有精神病，我不相信，以为主管想欺负他把他赶走。然后我就问他咯，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他说，他x的，都是胡说八道。”

老贾记得，万小弟还在一家市场里搬过几年货，有个搞批发的老板照顾他，他没事就去那边打零工，4300元一个月，“最近天热了，他就不想去”。

他身边的人努力搜索关于他的印象，都是一些琐碎而模糊的片段。

他似乎喜欢抽烟，有钱了就去“摸奖”。住的小区门口有一家彩票店，店主说，两年前万小弟经常来这买“刮刮乐”，“刮刮乐”面值从2元到20元都有，但万小弟只买2元的，他也中过奖，近两年来得很少。

店里有认识他的人，说他“不发病就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32岁的万小弟没有结婚。2016年左右，老贾有次和万小弟经过一家快递店，跟一个大姐聊天，说这个小伙子蛮老实的，家里有房子，住在红谷滩新区，要是有乡下的（单身女孩），可以给他介绍。

后来大姐介绍来一个姑娘，但老贾评价她不靠谱。“老问他要钱，一百两百的。后来那个女的说爸妈病了问他要一千块钱，他就问我借，我说不要给她。”为了这事，老贾骂过万小弟，“男人不像男人，离了女人不能活吗？”

老贾知道，以万小弟的条件，很难找到老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谈，叫他去死他都愿意。”

“他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内向且胆小，被人家骂了就这样……”老贾边说边模仿万小弟，身子往侧后方蜷缩，头往下低，不敢直视前方。

李桂英回忆，万小弟17、18岁时，曾去到奉新县，说当学徒，其实就是端盘子、打扫卫生，一个月100块钱。等干完第一个月，有个人把他的100元抢走，说给他买瓶酒，这100元就归我了。万不愿意，说自己不会喝酒，对方非要把酒给他喝，他醉得躺在大街上，被老板找了一些人拖了回来。

他对外人的反应似乎很敏感。万田说，以前村子还没拆迁的时候，村里人都知道儿子有病，不管他发没发病，看到他都躲着走。“他回来说村里人瞧不起他，我们也很难过。”

还有一次他去医院配药，和医生发生了冲突。“可能因为没有那个药，医生没搭理他，他就觉得医生看不起他，把医生的垃圾桶踢翻了。”万田说，儿子回家说起这件事时显得很生气。

万田对这个小儿子很无奈：没工作时，父母每月给他一点钱零用。在家他就坐着玩手机，看电视里的人打桌球，然后吃饭、玩手机、睡觉。

“没什么朋友，也没女朋友，想找，找不到。”万田夫妇会念叨他，“你都这么大了，还不如3岁小孩，3岁小孩都听话，你不听。”

万小弟“清醒时”会挨着万田坐，“说爸爸你都70多岁了，不要干活了，我养你。我说你拿什么养我，你一块两块的拿的出来吗？”万田回忆。

万小弟曾向老贾抱怨，父母总骂他，“最恨父母”。尽管万田解释，多数时候他们夫妻都是让着儿子。

万小弟埋怨父母，出去拾荒把垃圾都堆在家里，害得他找不到女朋友，找到了也不敢带回来。老贾算是万小弟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三年前他被一个女孩忽悠两句就花800块买了一个杂牌手机，三天就坏了。后来他拿去换，被人赶出来了，人家说只能修。”

当时老贾跟店里的人说，他（万小弟）做保安的，家里穷的很，你别赚这种人的钱。对方这才罢休。

这也是老贾唯一一次看到万小弟生气。老板对他说，万小弟发毛冲进去，冲着自己吼，说要砸店，老板这才叫人把他轰出去。老贾感叹，“他发起毛来是挺狂躁的”。

尾声

在等待万小弟精神病司法鉴定结果的十多天里，沈家人反复在问，如果他真的有病，“女儿是不是就白死了？”

6月14日，他们向记者透露，鉴定结果出来了，万小弟在作案时“是正常的”，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警方证实。

沈芸的父亲常常在深夜惊醒，他恍惚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女儿还活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