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日本一家电视台披露了日本雇主欺压中国研修生的内幕，受到日本舆论的关注，一些日本网民甚至认为，“日本人不可能有剥削这种行为，应该是中国人在日本剥削中国研修生”。
事实到底如何呢？先来了解一下日本研修生制度，2010年之后，日本国内把“研修生制度”改称为“技能实习生制度”，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在日本边劳动边学习技术，通常为3年。有大量研修生来自中国。研修生这听起来“高大上”的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今天起，《国际时讯》推出“起底日本研修生制度”系列报道，关注在日中国研修生的真实状态。劳动取得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不少中国研修生却说，他们长时间加班却拿不到工钱，白干活，这是怎么回事呢？
她叫邱玉花、她叫余洪秀，都来自江苏省南通市。她们作为研修生，在日本岐阜县的一家名为“石原缝制”的服装厂工作了三年。通常，缝纫行业的研修生只有工作满3年回国之前，才会获得全部的工资。但今年3月，她们即将结束工作回国，满心期待拿工资回家时，得到的消息却让她们崩溃。
中国籍研修生 邱玉花：三年辛辛苦苦为他吃苦，没想到到头来(日本公司)说：“没有钱，帮帮忙，先回国去。”这是你老板说的话吗？太过分了。
这是2014年至2017年的日历，邱玉花和余洪秀把她们在工作日8小时之外的加班工时，一一记录下来。据她们的记录，在日本三年，每人加班6894.6个小时，但现在，他们拿到的钱却少得可怜。
中国籍研修生 余洪秀：就头两个月拿了20万日元。过了头两个月，这三年来，就是你没钱了，就问他要钱，他就给五万日元或者一两万日元。这三年就这样过来的，三年一共拿了三十一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
日本律师 高井信也：不支付工资当然是违法的。而就加班工资而言，每小时支付二百、三百或四百日元，在日本的地方上最低工资也在七百日元以上。而在东京，最低工资标准更高。而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三四百日元时薪，这明显是违法的。
日本岐阜一般劳动组合 北岛梓：就缝纫行业来说，接近90%存在用工不当的问题，拖欠工资、侵害人权、无端解雇等。
但为了留在日本工作赚钱，大多数研修生选择对问题保持沉默。
日本律师 高井信也：如果(研修生)说出不满的话，那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雇主会说：可以离开。)但他们又不能去别的地方工作，只能回国。
2017年3月，在当地支援团体的调解下，用工单位支付了邱玉花和余洪秀每人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但律师发现，在邱玉花和余洪秀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三四百日元时薪，是当地最低时薪标准的大约一半，这违反了日本劳动法的最低时薪要求。
尽管明显违法，但对于像研修生这样的日本社会制度的顽疾，日本的劳动监督机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石原缝制服装厂社长 石原幸史：如果没人去告发，劳动监督署不会调查。虽然有时他们接到举报电话或听到传言，会派人过来看一下。我个人认为，他们就算知道情况，但只要没出问题，就不会去追究。
最终，用工单位以当地最低时薪标准，确认邱玉花、余洪秀的3年工资总额为每人110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0万元)，也就是说还分别拖欠每人600多万日元。
不过，他们要拿到全部工资，却又有新问题，因为这家服装厂正计划实施破产。
虽然讨薪之路困难重重，但相对国内而言较高的收入水平，使日本研修生仍然对很多人具有吸引力。
中国籍研修生 邱玉花：反正我愿意继续，这是我的想法，因为钱多工资高。
央视记者 何欣蕾：尽管存在拖欠工资、过度劳动等等问题，但是劳动者对较高报酬的自发追求，一直为技能实习生制度提供着动力。然而这不能也不应成为日本政府与用工单位，对相关问题回避或忽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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