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人才断档罪在基层？有一角色缺失成崛起的硬伤

国足崛起绝非易事

教练才是青训根本问题

新疆队在全国冠军杯赛中1比9惨败给日本札幌队，再一次将中国青少年足球推到世人面前。不得不承认：中国足球的基础之孱弱，在这一场比赛中或许更进一步暴露出来。但是，当各界一直在争论着中国青少年足球“该往哪个方向发展”、“该走什么道路”、“何种模式适合中国足球发展”之时，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根本，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中国足球特别是青少年足球去哪里找到一流的好教练？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扯再多也毫无意义。

中国足球应从“爷爷”抓起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记者曾在参与国内青少年足球调查过程中，写过一篇文章《中国足球该从“爷爷”抓起》。尽管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曾指出，“足球从娃娃抓起！”从道理来说，青少年球员是一国足球未来的希望，但现实情况却是：没有好的基层教练员，也就不可能发现与挖掘出有潜质的苗子，也就不可能将那些有天赋的球员培养成才。而这些基层足球教练员某种程度上就是“爷爷”，如果不先培养出一批有造诣的基层教练员，中国足球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

过去，中国的青少年足球依靠“少体校制度”，但不要忘了，能够进入到这些少体校执教的，都是从专业队中退下来的足球专业从业者，踢过专业足球，只是由于竞争更为激烈、未能进入更高层面的舞台而被迫离开，但这些少体校教练共同之处在于：全部都是专业踢球出身。恰恰是因为他们都是专业踢球人员，所以才能发现和培养出一批接一批的好球员，逐步往上输送。而现在中国足球在没有了这些业余体校之后，基层教孩子踢球的专业人员已经越来越少。这何以保证有天赋的好苗子能够冒出来？

当目前中国足球面临人才断档、国家队呈现青黄不接之时，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我们的教练员断档情况较球员断档更为严重！就以今年中国足协组织的各级青少年国字号队伍选聘为例，至今连一名主教练都未能选出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教练员断档情况。

青少年队伍教练资质过低

记者曾多次在青少年队伍中就教练员的资质情况展开过调查。譬如，去年5月中国足协青少部在香河基地组织2002年龄段选拔队训练营时，将这个年龄段的地方队教练全部叫到香河基地，从5月9日至12日展开为期3天的教练员培训班，请中国足协的技术顾问斯蒂芬给教练员们讲课。这些教练涵盖中超、中甲梯队及地方足协为下届青运会、下下届全运会而组建的队伍的主教练，都属于“竞技系列、精英系列”中的教练。结果，42名教练员中，没有一人拥有职业级；拥有A级教练员证书仅仅只有4人；B级为10人，C级为20人，另外还有8人是D级。

去年底至今年初，中国足协青少部组织全国各年龄段在南方展开冬训、参加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期间，记者专门对各队伍的教练员情况展开调查，结果同样不容乐观。同样是2002年龄段即U14锦标赛，只有21支队伍参赛，其中拥有A级教练员证书的为9人，这其中，4名外教全部是A级教练员证书。这次的统计情况较2015年5月份时的情况是增加了5名A级教练员，可增加的5人中有4人是外教。当然，C级与D级教练员的人数大幅度减少，这与队伍数量减少有很大关系。可作为职业俱乐部的梯队，依然还由D级教练带队，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关于各级队伍的教练员资质情况，这里就不再展开专门介绍，右侧表格已清晰地展现了目前中国青少年教练的整体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职业级教练数量太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硬伤”。中国足协组织的各级国字号队伍主教练应聘，其中一条就是必须拥有职业级证书。

当我们在感慨日本青少年足球水平高时，不能忽略一个根本要素，就是青少年教练员的水平。日本职业联盟明确要求，职业俱乐部梯队负责人最低是A级，职业级的不在少数。而各梯队任主教练一般都是A级，至少是B级。像这次率札幌队到武汉参赛的主教练就是B级证书。

而在德国，德国足协的强制性要求是职业俱乐部U19、U17梯队主教练必须至少拥有A级证书。所以，实际情况是：德国36家职业俱乐部的U19梯队中，共29名A级教练员、23名职业级教练员；U17梯队中共36名A级教练员、14名职业级教练员。对照一下中国青少年教练员队伍的现状，我们更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理念、训练手段与方式显得落伍了。

考试过关不等于具备资质

不能说中国足协不重视教练员培训工作，但在整个过程中，中国足协存在着的最大工作误区，就是把“通过足球教练员等级培训考试”与“具备执教资质”两个之间划上等号。所以，中国足协技术部每年都会上报一个漂亮的数字，多少人通过了职业级证书、多少人通过了A级、B级、C级等各个级别的考核、下发了多少教练员证书。

可问题就出在这些所谓的等级证书上。不管是近邻日本韩国还是欧美足坛，他们足协对教练员的考核与等级审批制度，并不是以考试是否合格为标准，通过考试仅仅是其中的第一步，通过考试之后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了该级别的资质，而是首先需要带队实践，实践课的时间远远超过考试突击的时间。只有实践课的课时达到要求、符合足协的基本要求，而且提供具体的教案，这之后，才能正式颁发执教证书。而且，拿到执教证书之后，每年必须“回炉”。“回炉”也是有课时要求的。但在中国足协，根本就没有这一套。于是，教练员本身的质量也就可以想象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在指责中国青少年教练员、基层教练员水平低下之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社会现实，即我们现在的基层教练员，究竟有多少时间与多少精力真正用于业务学习与业务研究上？

作为基层的青少年教练，其一多半的精力恐怕要用于“协调各种关系”之上，俱乐部或地方足协的梯队教练，需要协调俱乐部与足协的上下(包括领导、部门等)关系、左右(父母、学校等)关系之上；其次是“安全”，确保小球员在自己的队伍中不出事；再次是“管理”，除了训练之外，其他生活、学习上的事务都要操心，可谓事无巨细。这之后，才是“训练”。剩下那一部分，就是“比赛”。在这100％的精力中，能够有10％到15％的精力真正用于训练与比赛上，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比率了。而且，基层教练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家庭与孩子。如此社会现实，单纯指责我们的教练员“水平不行”，恐怕也是不公正的。

某种意义上，这其实进一步说明了“小足球与大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足球。中国足球水平想要提高，从根本上来说，需要社会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