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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永芬:那时不信。这回就信了,我转过头来我就跟张大夫说,我说给孩子遗体捐献吧。

常永芬:那时不信。这回就信了,我转过头来我就跟张大夫说,我说给孩子遗体捐献吧。

记者:中间没有过渡,马上就想到这个。

常永芬:没有,没有过渡。

9年前,常永芬的母亲刚刚去世,李杰还在上医学院,有一天,儿子从学校回到家里,讲了一件事,让母子之间从此有了一个约定。

常永芬:有一年放假回来,他带好多胶皮手套回来,我说儿子,你这个怎么拿回来,我们讲解剖实验我带的,我说你们解剖实验都哪儿来的,但是谁也不敢摸,我说那以后,我这人死了能捐献吗?能公证,他说能,他说现在中国可能,人的境界还没有这么高,这事话题提过。

记者:这个话题提起来的时候,给您当时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

常永芬:因为我妈妈老了以后,也跟我在一块,我妈妈都是我伺候送走的。送走以后挺累的,但是因为我是回族,我们回族是土葬的,我就经过我妈妈,这些事办完了,回来,我爱跟我儿子唠嗑,平常爱沟通,我说儿子,大坟地又占地,又脏,你说人埋里。过了几年,都是一把骨头,而且还污染,我说妈妈,就遗体捐献。

记者:母亲去世这件事情,在遗体捐赠这方面,会这么大的影响。

常永芬:因为我疼儿子,我不想让儿子以后,再给我宰羊,宰牛,做四十天,做百日,还得上坟地上坟去。

记者:如果说不用土葬,不用这种传统的祭奠方式的话,可以用火葬而想到的是遗体捐赠。

常永芬:又干净,又能给同学们上课,而且我觉得,我死了,遗体捐赠还享福,天天在大楼里头。

记者:怎么叫享福?

常永芬:在大楼里头,拿我的肉做实验,他也学到东西。

记者:这个很多人不会认为这是享福,觉得这是受罪,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享福。

常永芬:我觉得是享福,埋在地底下烂去,我觉得是受罪,我一直就这样想。

记者:您看,大姐,这个事情,您做出决定,是做出对自己身体的决定,等我过去了以后,我的遗体供大家用,但是您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替孩子想过。

常永芬:儿子说了,我有了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我也做公证去我就留着他。

李杰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药剂师,可是,常永芬没想到本来儿子帮她签字的这个约定,却变成了她要为儿子签字。

常永芬:我跟张大夫说,我说张大夫谢谢您,您给我联系,我说我联系不了了,我说我有气没劲,有劲没气了。我说如果联系完了,他爸爸如果不同意,签不了字,我说也没事,咱就不捐了,我出来,我就第一句话,我说老李,你觉得同意吗?他说我同意,他说咱儿子,跟你唠了老长时间,这么多年,就喜欢这工作,就喜欢当白衣天使。

责任编辑:肖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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