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后五城调查：受教育水平越低 男孩偏好越强烈（2）

三、四川省男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民族属性、户籍类型以及现有子女数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具体来说，汉族人口相对于少数民族人口(由于本调查只涉及部分藏族人口，因此这里用藏族代表少数民族)的男孩偏好弱一些，这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有关，少数民族人口受其民族文化观念的影响强烈，男孩偏好发生概率更高。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传统生育观念可能发生变化，男孩偏好得以弱化。现有1个孩子和有2儿或2女的人相比较于有3个及以上孩子的人有显著的男孩偏好，而有l儿1女的人的男孩偏好显然不明显。

理想孩子数与家人的想法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家人的想法对受访者男孩偏好的影响十分显著，如果配偶、长辈存在男孩偏好，受访者也更容易存在男孩偏好，并且长辈的影响略大于配偶的影响。

父母长辈的男孩偏好对个体男孩偏好的显著影响反映了生育意愿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效应，父母的生育观念会传递给后代，或父母的思想认知等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继承相似的价值观。配偶的想法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影响更显著，配偶具有男孩偏好，个体也容易具有男孩偏好，反之亦然。我们认为，配偶想法的影响表现为个体的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即平等个体之间在各种社会关系互动过程中，某一个体的行为及结果会受到同群者行为以及结果的影响。以此类推，除配偶外的其他同群人也会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尽管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传统观念中男孩偏好表现强烈，但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到，对中国生育政策与人口现状有较好认知是有助于弱化男孩偏好生育观念的。除此之外，家人的想法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依旧显著，但考虑外部认知因素，配偶的男孩偏好影响会变大，而长辈的影响会变小。结合前文结论，年长者更容易存在更为强烈的男孩偏好，这种观念会通过代际传递效应作用于育龄群体，而如果能够很好了解生育政策，则可以通过弱化长辈的想法对育龄群体的影响，进而弱化其男孩偏好。同理，若配偶能够拥有新型生育观念，个体对生育政策的良好认知可以实现对男孩偏好的双重弱化作用。

非流动人口比流动人口有更强的男孩偏好。流动人口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会有更多机会接受城市现代生育观念，在城市文化价值环境中的时间增多，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行为也会慢慢发生转变，继而摆脱对生育男孩的强烈偏好。另外，医疗技术进步会给人们进行性别选择性流引产创造条件，当人们了解并使用性别选择技术后，男孩偏好的意愿会变强。

在所有类型中，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都不显著，但不能就此说这些因素对男孩偏好不存在影响。受调查对象所限，有些变量的特征不能完全体现，表现为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根据2015年的调查结果得到育龄群体理想子女数约1.8个，接近2个，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相比有抬升趋势。少数明确其男孩偏好的个体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人口特征，但多数人表示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男孩偏好在不同人口群体与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家庭生育意愿中对一儿一女的生育结构存在偏好。刚放开的全面二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生育结构的需求，但也很有可能会强化头胎为女孩的家庭在二胎上选择男孩偏好。鉴于选择胎儿性别鉴定对男孩偏好的显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反弹，另一方面还要对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可能会出现的对性别的人为干预行为引起足够重视，未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巩固打击“两非”的工作成果。

（文章经授权转载自《人口学刊》2017年第2期，原题为：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有删节，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