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难题：当意外来临时（3）

“我肯定是要回来的”

最多五年，这是费凡给自己设定的回家期限。

她是上海人，“90后”，名校毕业后赴美国读硕士，刚留在美国工作不久。2016年圣诞假期回国，父母征求她意见：美国现在挺乱，在那边也很难稳定下来，要不就回来算了？她问：“你们真的要我回来吗？”父母默默想很久，说，随你。

“我能感觉到他们自己心里面是想我回来的。但又很矛盾，因为知道这（在国外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回去的话就再也没机会回美国了。我妈不希望我遗憾后悔。”而她自己也很矛盾。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假，对妈妈的担心更真。“她（妈妈）有‘前科’的！”费凡假装生气地嘟囔。本科出国交流期间，妈妈动过一个小手术，没有告诉她。费凡发现后立马改签机票回国。

自此有了“心理阴影”。距离就像放大镜，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脑补出无数情节，担心尤其会被放大。研究生最后一学期前，她回国做项目，飞机抵达上海时，只有爸爸来接。费凡心里就犯了嘀咕——平时妈妈肯定也来的。

随后她得知，妈妈刚刚又动了一个手术。费凡特别生气，爸爸赶紧解释：小手术而已。“那时候他们估计也不知道是乳腺癌。”没过几天，外婆过世，费凡心里不好受，又担心妈妈，基本寸步不离。那时，妈妈还要去医院做各种术后检查，“等结果的过程非常煎熬。”费凡说。

爸爸先拿到检查报告：乳腺原位癌。原位癌是癌症最早期，治愈率较高，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将其列入恶性肿瘤的编码。费凡当时并不知道，满脑子都是：“还回去（美国）干吗呀，研究生也不要念了。”后来知道不那么严重，才稍稍放心。

临走时她强调好几遍：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定位软件也毫不犹豫安到了父母手机上：“只要他们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我就会打电话过去，打到接为止。”现在每天还要和父母微信语音。时差13小时，一端说早安，一端说晚安。每周雷打不动视频一次。

2016年圣诞回家，同事问她有什么安排。“我说能有什么安排，吃吃饭然后陪爸妈就好了。”费凡还没有想过父母未来养老的问题，总觉得太过遥远，但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要陪伴他们。

大学时她每周回一次家，周五早上爸爸会跑去菜市场买一大堆她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妈妈烧饭，爸爸开车去学校接她。周末就一起去超市，买零食让她带回学校，或者逛逛街、看看电影，全家人一起在外面吃顿饭。

“父母的生活其实都在围着孩子转。”同龄人都是独生子女，费凡看得很清楚。但生活中细微末节的变化，她未必全能体会。

妈妈说，费凡出国以后，家里做饭就只烧两个菜，有什么做什么，中午没吃完就晚上接着热。“女儿在家吧，肯定多烧几个，中午吃了什么，晚上还要换一换。（女儿一走，）那种热气感没有了。”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显示，因独生子女与父母分居，日常见面少，影响亲子情感交流，是比较普遍的状况。在受访分居家庭中，子女与父母每天见面的比例不足30%。近50%的家庭每周或只有每月能见面 。

费凡爸爸对女儿还算满意：“她也是很恋家的，也是很照顾我们心情的。”妈妈还有一年退休，最近都在做准备，学古筝、学剪纸，想着以后寂寞的时候，能增加一点生活乐趣。

她和丈夫都不愿影响女儿的前程：“基本原则是，如果家庭和费凡的事情有冲突了，事业优先。”

思念却不是能用理性来分析的。妈妈说：“一家人在一块，看得见，心里踏实。不然总归有点牵挂。”爸爸则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孩子离开以后，家庭就有点不完整。他希望至少再过十几年，到自己70岁左右的时候，费凡能陪伴左右。

“经济上不需要她承担。照顾也用不到。还是精神上面的慰藉吧，老了以后可以陪我们说说话，聊一聊。”爸爸说。

“我肯定是要回来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费凡说。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父母终究是她最大的牵挂。她的回国计划甚至比父亲的愿望更提前：“最长五年吧。完全是因为我爸妈的原因，还是希望他们开心最重要。”

“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幸福”

采访结束后两天，何倩发微信给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得如何？老爸吐槽我没？”

此前她总说，如果父亲接受采访，一定会埋怨她。早在父母退休之前，何倩就被做了好多次思想工作：回云南家庭氛围更好一点，买房又便宜，父亲人脉也广，安排个工作不太难，认识的人多，解决个人问题也相对容易些……但她喜欢上海，不肯回去，又至今未成家。此前种种鸡零狗碎，吵架也不知多少次，最严重的时候，差点就要脱离父女关系。

“还真没有。”记者回复。

何倩父亲的原话是：“肯定希望（她会来帮我）嘛。但她有事业心，做到现在不容易，也有一点光明的前景。个人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她也不是心灰意冷了，自己也很用心的。她也理解我，说到上海去，我讲得难听一点就像关在笼子里。我也不甘心。……这个怎么说呢，互相理解吧。她反正每个月都回来看她妈，也是辛苦得很，孝心这个方面还是不错的。”

他希望妻子的身体好转，能够站起来，也把自己心态、身体调整好，还是待在云南。实在没办法，如果上海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康复机构，或许也只能先去上海。经济上他暂时还不需要女儿的帮助，觉得精神上能经常交流就行。

微信对话框那头的回复中断了。良久，何倩发来一条消息：“看到你发的这两条我爸的话，眼泪立马下来了。”

20多岁时她心怀怨念，觉得相比起有哥哥姐姐的同龄人，自己作为家中独女，连要承受的爱与关心都多得过分，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获得自我。30岁上的她有所体谅，觉得回家“被管”并非不可，只是要明确自己能做什么，可以既做喜欢的事情又能兼顾照顾父母。“现在这个想法更加明确，肯定是愿意回去。”她说。

周霖也在慢慢调整。此前为母亲捡垃圾的事，她总是着急上火，周祎与她争执过几次，说外婆是病人，不能拿正常人的行为去比较，却也不敢说太多：“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老太太好。我妈作为主要照顾者，我还是要考虑她的主观能动性。她要是哪天说，行，我不管，你管吧。那我就傻了。”

现在他每天晚饭后来外婆家，陪她聊天、唱歌、做手工，玩游戏，走之前就把阳台上的大包小包废品一起带走。母亲周霖在一边哄外婆：“你捡的这些有用！还洗这么干净，可以送人的，让他（周祎）拿去送人。”

客厅的桌子上放着《儿童创意涂色》，田字格字帖，和一百以内加减法的算数题本。页面的左上角总有红笔批注的分数，都是周霖批的。电视后面的墙上贴满了奖状。“我们跟她说是街道啊、老龄办发的，她可高兴了。”周霖侧过脸来半捂着嘴悄悄说，笑中带点狡猾。

随即她又转过头冲着母亲，扬高了声调夸：“穿的花衣服好漂亮噢，小章（指记者）都觉得你好看！”母亲满面笑容，抓住她的手。她依过去，搂一搂。“现在我叫她乖乖，她叫我宝宝。”周霖语调里带着点苦尽甘来的得意。

耳濡目染，周祎希望未来也能像妈妈对待外婆那样照顾妈妈。“但我不可能做到她那种程度……”话音未落，被周霖打断：“关键我是退休了的。”她掰着指头算：母亲25岁生她，80岁生病时她55岁，刚好退休，如果自己在同样的年纪生病，儿子还在工作，肯定顾不过来。

她转向儿子：“不管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带大，他们最终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幸福。”周霖又转过身对着记者，语重心长：“国家把养老事业发展好，才是解放80后、90后这一代唯一的出路。”

2016年6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上海、南通、成都等15个城市展开试点，探索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慢性疾病、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护理，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 。

在上海交通大学老年产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原院长张乃子看来，这是解决未来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他介绍说，中国的养老是“9073模式”，即90%的老人可以自我照顾，7%的老人需要居家养老服务，3%的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机构养老。

“3%的机构养老是不会增加的，但7%的居家照料是随着高龄化程度而发生变化的。高龄老人越多，躺在床上需要照料的就越多，7%的比率就会上升。……居家照料最重要的就是谁出护理费、出多少，归根到底就是钱的问题。长期护理保险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张乃子说。

周霖所在的成都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之一。她说母亲一个月要吃2000多元钱的药，自己只用出几百块，这一点确实非常好，但她也认为，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亲情交流和精神慰藉是无法替代的。

如今母亲依赖她，每天至少要见她两次才能安心。儿子之前担心她压力太大，劝她和丈夫自驾出游。一说要走，母亲就哭，委屈得像个孩子。周祎每天晚上去陪，但母女之间的亲密感，外孙替代不了。

“你就是说我去火葬场，她（也）说，你去我也去。必须跟着我。我也是一样的，一出去玩就着急她，心里老念着。”周霖的语调里满是无奈，却也透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