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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争议——“这是一个巧合”

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进行“三亲婴儿”的首次临床试验,地点的选择也让张进陷入被生物学家指责的境地。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干细胞研究者George Daley看来,张进团队“去墨西哥是为了回避美国和英国较严格的监管机制”。

在美国,这项技术需要先通过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才能进行法律程序。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家Jacques Cohen及其同事通过胞浆移植的方式,向患病女性的卵子中注射少量健康捐赠者卵子的线粒体后授精,在30次试验中尽管有14位婴儿幸存至今,但有两例出现了严重的遗传病而流产。出于对这项技术安全性的担忧,2001年,FDA要求美国所有生育诊所停止使用该技术,相关操作需要经过FDA批准。

在《新科学家》杂志在报道中写道,张进团队曾尝试向FDA提出申请,但得到的反馈是FDA没有相应的部门可以审理,所以团队转至墨西哥进行手术。上述报道中还引用张进的话称:去墨西哥是“因为在那里没有相应的法律”。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张进表示他的确曾向FDA提出申请而未果,但他否认自己曾说过“因为在那里没有相应的法律”。

“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导。媒体报道说我们是因为美国不能做,墨西哥能做,所以我们去墨西哥做。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巧合,我们本来在墨西哥就有诊所,大家分配任务,他们正好分配到这个。也是正好碰巧墨西哥的态度和英国政府比较接近。”张进说。澎湃新闻在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的中文官网看到,2009年它在墨西哥开设了分中心。

张进还告诉澎湃新闻,此次线粒体移植是在墨西哥完成,孩子的分娩在美国纽约进行。

在《自然》杂志的报道中,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的临床主任Alejandro Chavez-Badiola表示,选择在墨西哥进行,部分原因是当地没有明确法律禁止使用线粒体移植疗法,他同时表示,墨西哥有监管病人安全的法律,监管机构COFEPRIS(墨西哥联邦卫生风险保护委员会)检查了他们在那的诊所,伦理委员会也批准了线粒体移植疗法手术。

相比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家的胞浆移植,张进认为自己的移植方法与之不同,“他们是从一个正常的母亲那里抽一点点卵子的胞浆到另一个病人的卵子里。我们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是完全把两个东西一半一半置换出来,你的胞浆,我的胞核,完全置换出来,所以在程度上不是一个数量级。”

张进希望自己能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扩大病人的数量,从而研究技术的有效性、安全性。被问到是否有在中国进行“三亲婴儿”手术的打算时,张进表示“完全有”。他希望能和国内的同行合作,得到国内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在了解中国对相关技术的政策后,他觉得:“中国定得有点严,应该学英国的方案。英国这方面定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它告诉你可以做。中国的前提是不可以做,这有很大的不同。”

伦理争议——“并不是大逆不道的问题”

干细胞的前沿研究总是躲不开伦理的争议,“三亲婴儿”也是其中之一。男婴的出生伴随着来自人类伦理上的追问——这是否是一种“设计婴儿”?这是否会让人类的基因修饰处于失控的状态?

张进觉得“没有关系,自然界每天都在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做设计婴儿”。他举了例子,不同纬度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肤色,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适应不同的光照条件而做出的修正。他再次提到了心脏移植手术,“我觉得这都是观念的问题,并不是大逆不道的问题。”

“我们每分钟都在想方设法设计,让我们更适应自然界的生存。只是我们做得快一些,自然界慢一些,实际上是一回事。”张进说。

是否会因为走得太“快”而忽略潜在的风险?张进回答:“任何科技的发展都要有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怕就不做了。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有它的正反面。”

但似乎,张进团队并非完全不顾伦理争议。相比较卵子受精后移植的方式,张进选择了相对而言更具有伦理正确性的方式——卵子受精前移植。通常认为,卵子受精后便是生命的开始。选择在受精前移植,意味着部分躲开了对生命体进行人为操纵的伦理职责。

张进对线粒体移植技术的野心也不止于解决线粒体病人的生育难题,他透露说,下一步想研究能不能利用该技术治疗高龄妇女的不孕不育问题,让她们的卵子年轻化,能够生育。

责任编辑:林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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