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中国扶贫第一村”上了《人民日报》头条（3）

“平日吃什么？日子苦不苦？”

“没吃过肉，没吃过大米，全年吃地瓜米配苦菜，最好的人家到春节也才买得起100斤三合谷（由粟谷、糯谷、晚稻混合而成）。”

返城路上，下山溪村民的贫困景象，一遍遍在王绍据脑海里回放：原本110多人的村子，因为贫困如今却只剩81人，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国家能给些特殊政策吗？回到家，他连夜一气呵成了一篇稿子，第二天就赶到省城投稿。

相熟的老编辑却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你这报道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你还是党员吗？”

“真的是我错了吗？”一腔热血翻涌一夜后，王绍据毅然将稿件投给人民日报。

来自闽东山区“蝴蝶翅膀的那一下扇动”，借助人民日报掀起了巨澜。“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求我们同时看到另一方面，这就是农村尚有局部地区和少数贫困户……”“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领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王绍据吃下了定心丸。稿件刊发后，他收到了来自24个省区市的数千封来信，有要求代转粮票、油票、布票及现金的，甚至还有表示想来赤溪落户参与建设的。

福建省委和福鼎县委也迅速反应。县委当天召集相关部门开会，会上当场拍板免除这一年下山溪村征购粮任务；第二天，县委书记、县长带领有关部门，和王绍据一起到下山溪实地调研。

最初的办法和社会上的关怀，思路基本一致：送钱、送物。于是，“输血”开始了——福鼎县各个部门筹措资金，为下山溪22户村民平均每户送来3只羊和一些树苗、鸡苗。

然而这种救济式扶贫的结果，却不尽人意：精心饲养的羊羔，不到一年损亡殆尽；年年栽下的树苗，也都长不大。

“就是这种割我们脸和手的茅草，羊吃不了，吃了就得‘烂嘴病’‘烂耳病’；树苗也一样，山地太薄不长根，年年种年年死。”回顾当年，李先如愁得只能一趟趟找王绍据诉苦。

王绍据坦言，“输血”不治本、“穷根”依旧在。行路难、行路难，无路就走不出真正的“脱贫路”。

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下山溪村年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整个赤溪村贫困率达90%以上。而其时，地处闽东的宁德尚属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整村搬迁安置，老人们起初反对，下山干啥？死了都没地方埋！

“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每次重温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王绍据都难掩激动，“针对当时闽东的贫困状况，地委发出了‘摆脱贫困’的庄严承诺，一下击中了闽东人的心坎。”

1989年7月，因为那封信，一没大学文凭、二没办报经验的王绍据，被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成为正在复刊筹备中的《闽东报》负责人。在他身后，此时的闽东大地，一场以转变思想观念为突破口的摆脱贫困攻坚战正在打响。

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宁德贫困状况多次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提倡“滴水穿石”的精神……

只有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才能使贫困地区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考非常深入，“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

工业离不开电力，闽东的优势就是丰富的水电资源。在宁德地委的强力推动下，赤溪村上游的桑园水电站1989年当年就进入前期准备，1993年实现全面开工。因施工所需，赤溪村通往外界的羊肠土路变成了可以走货车的砂石路。

要想富，先修路。赤溪迎来了转机。憋着一口气的黄国来和许文贵，怎会让基础开发式扶贫的机遇稍纵即逝？

黄国来时任赤溪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当时少有的上过初中的文化人。许文贵时任磻溪镇党委书记，他还有一个身份——桑园水电站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分管移民搬迁。

老黄的想法是，从村里再修条路接上这条砂石路，把分散的14个自然村集中起来；而许文贵却在想：能不能把移民搬迁的办法“移植”到赤溪？两人一碰撞，一个“搬”字，脱口而出，不约而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整村搬迁安置的想法，传到了下山溪村老人们的耳朵里。世代居住于此的畲族老人们反对：“下山干啥？天不是咱们的天，地不是咱们的地，路不是咱们的路，死了都没地方埋！”

最终打动老人们和下山溪村22户村民的，还是实打实的政策与心贴心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