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杀人案调查：答应的“婚后再拆”变卦（3）

最高法称拆除方法虽有不当，但不能成为杀人理由

“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说法，那么好，我贾敬龙自取说法。”贾敬龙在法庭上坦露心迹。在其描述中，作为旧村改造的主持者，何建华立场强硬，通融不多。贾家因拆迁多次报警，有时报警时间是凌晨1时20分，称有人砸玻璃，贾敬龙认为“都是何建华主使的”。

2015年2月18日晚上，北高营新年团拜会的前一天，贾敬龙拟好了“自首短信”： “我以颤抖激忿的心潮按下群发，以热泪感馈关心我之短信对方；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心絮沸腾的坦然……贾敬龙”。

短信被保存在手机草稿箱，他解释，“为的是打完何建华后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个交代”。

次日，枪响了，贾敬龙驾车撤离现场。短信未发送成功，按其说法，他正要点“发送”，“追兵”撞了他的车。此前，他在车上给前未婚妻打了一个电话，贾称，内容是让她告诉她父母，自己把何建华打了，正去派出所自首。

但在判决认定的证言里，前未婚妻仅说“他在电话里讲，让她告诉她爸妈他把何建华杀了，说完电话就没有音了”。

2015年11月，石家庄中院一审认定，贾敬龙虽事先编辑短信称作案后要投案自首，但并未向他人发送，作案后也未拨打110报警电话，其驾车离开现场时被群众撞伤后抓获，证实其行为属正在投案途中被抓获的证据不足，故不认定为自首。贾敬龙被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16年5月，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8月31日，该死刑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0月18日，贾家收到了死刑核准裁定书。3天后，多名学者、律师呼吁停止执行，理由是“贾敬龙是在财产受到暴力侵犯，且寻求救济未果的情况下杀人的”，“应少杀、慎杀”。

自首依然是他们认为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在律师重新提交的前未婚妻证词中，她补充称听到了贾敬龙在电话中说要自首。

何志辉无法接受自首的说法。他告诉记者，自首的最近路线是从案发地向西行驶，再往南到北二环，此后西有高营派出所、东有长丰派出所，全程都不超过4公里。然而，贾敬龙撤离案发地后却不是往西，而是向东行驶，即使也到了北二环，按照交通规则，要绕路才能到派出所，比最近路线多出近一倍。并且，判决认定的多份证言还显示，贾敬龙在被追赶的时候曾用枪指着村民“上来打死你们”，甚至开了一枪。

这一枪的射钉等痕迹，判决认定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未体现。贾敬龙称，他只是朝草坪开枪，且身上没带大量金钱，车油不多，显然是去自首的。他称，拆迁时他与高营派出所打过交道，认为不公正，故打算去长丰派出所自首，案发地往东到北二环后逆行500米即可到达，全程也是4公里左右。

最高法最终认为，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最高法称，贾敬龙在作案当日，实施作案前的凌晨2点多，在其手机上编写一条反映其作案杀人的短信存在草稿箱中，其中虽有“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一句内容，但其在作案前至案发后，始终未向外界发送该短信。其前女友吕某某证明贾敬龙在作案后逃跑途中给其打电话，只是讲把何建华杀了，说完就挂断电话，并无要投案自首的表示。贾敬龙逃跑被群众驾车撞停后不仅没有表示要去自首，反而威胁前来抓捕的群众“再过来就打死你们”，并向群众开了一枪，直至被群众制服、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贾敬龙也没有任何投案自首的表示。“故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不具有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在贾敬龙的支持者看来，贾家拆迁协议是因停福利等因素被迫签订的，且贾敬龙作为成年的农村家庭成员，对房子处理应有一份权利，故父亲单独与村委会签的协议应当无效。

但一名熟悉拆迁诉讼的律师对此悲观。他坦言，若因停水、停电、停福利等因素签订协议，属于逼迁，应当无效；但实践中，即使存在这些行为，也很难举证协议不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比如，有的法院会认为，之前逼迁，但有可能过了10天后，你确实同意这个方案了。100个协议诉讼案，只有几个会被确认为无效”。

“理论和实践有时是脱节的。”他说，虽然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共同共有的，而实践中，拆迁往往只和持有产权证的人签协议，“这在农村已是普遍现象”，其他住户如不同意可起诉， “同样的，法院一般不会判协议无效，除非有书面等证据证明，足够的共有产权人当时就不知情或反对。”

支持者另一理由“拆迁是强行进行的”，则得到一些律师、学者更广泛的认可。有学者称，虽签了拆迁协议，但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属民事合同，若不履行，可去法院起诉，任何一方不得通过私力强制实现；另根据《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向新华社解释，村委会根据贾同庆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署的拆迁协议，组织拆除贾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不能成为贾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