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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 红色农信的诞生及其发展阶段

党史学习教育 | 红色农信的诞生及其发展阶段

文:李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党史学习教育 | 红色农信的诞生及其发展阶段

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唯一的照片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消灭闽西反动势力,发动闽西工作,及参加闽粤赣三省农村土地革命之目的”,从赣南向闽西挺进,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废债分田斗争,破除旧的信用关系,建立新的信用关系。在旧的信贷形式被取缔后,各地都曾一度发生过农民告贷无门的困难情况,以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借贷形式随之应运而生,以全国最早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信用合作社——永定太平区、丰田区,上杭北四区等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为标志,宣告掀开红色农信发展的序幕。

“红色农信”的诞生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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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上杭蛟洋文昌阁(1929年7月)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深刻揭露了地主、买办、军阀等对闽西农民的剥削,针对这种情况,大会对不同阶级规定了不同废债政策。在取消高利贷的同时,决议还规定,“目前社会还需要金融之周转,利息不能取消,但需禁止高利贷。”,并且说明,“利息过低,富人闭借,农民不利,各地得斟酌情形规定利息”。这次大会所规定的土地政策和废债政策,保证和推动了闽西地区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但农民在高利贷废除后,告贷无门,资金周转困难。

鉴于对敌经济斗争中出现的种种困难,为了活跃根据地的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谋求人民生活改善,1929年9月30日,中共闽西特委发出第七号通告,明确指出“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贷,借与贫困农民,使农民不致告贷无门而贱卖粮食”,并“由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同年10月26日,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提出的“县苏维埃目前最低的施政纲要”十项中,第一项提出举办“合作社”;第四项又提出“统一度量衡尺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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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旧址——裕安堂

为了工农群众生活的改善和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通过宣传发动,永定和上杭县区、乡苏维埃政权较巩固的地方,先后于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组建了一批信用合作社,永定和上杭两县有10个区组建了信用合作社,其中曾发行纸币的有3个。永定太平区、第一区(即丰田区)及上杭北四区都先后发行过纸币。成立最早的信用合作社有3个,其中:1929年10月,永定县太平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上杭县北四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上杭北四区信用合作社”;1929年11月,永定县丰田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永定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后改名为“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第一任主任为赖祖烈。

“红色农信”的推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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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苏维埃政府旧址

随着赣南、闽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地经济政策的贯彻,根据地经济开始恢复,合作社、协作社、贫民银行、借贷所等新的信贷机构几乎每县每区都有。

1930年3月,中共闽西特委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闽西苏区的形成。为了适应调剂金融、沟通贸易、发展经济的需要,会议决定“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以吸收乡村存款”,还制定了颁布《合作社条例》《取缔纸币条例》和《商人条例》,明确指出“各地不得自由发行纸币,发行纸币机关,要信用合作社才有资格。

中共闽西特委在总结永定太平区、上杭北四区信用合作社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和苏区急需有自己银行的需求,在1930年9月召开的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决定组建全民性质的闽西工农银行,在闽西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统一发行货币,调剂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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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的正式开业对信用合作社在闽西各区的普及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增加信用合作社的资本储备。在闽西工农银行资金动用比例的规定中,25%的银行资本金投入支持包括信用合作社在内的各种合作社发展,很好地解决了部分县、乡、区信用合作社资本募集不够的困境。二是增加信用合作社的结算便利。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信用“合作社已发出纸票(币)的,应立即向经委会登记,以后合作社不再发纸票(币),过去发的纸币如超过限制的,应收回。” 1931年6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再次动员苏区军民集资,原各地信用合作社发行的纸币一律停止流通,并等值兑换成闽西工农银行纸币。统一货币后,信用合作社存款结算、银元兑换的区域限制得以解除,信用合作社的货币融通、结算便利的优势得以更好地体现出来。三是业务范围更加广泛。1930年9月25日,闽西的济财政土地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明确规定:“私人向银行借款,由信用合作社代理;合作社有向公共银行借款优先权;并规定乡信用合作社,按资本30%付与区信用合作社做基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代理业务迅速得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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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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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祖烈

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也推动了闽西工农银行的发展。一是帮助快速筹建银行。中共闽西特委调任永定太平区、丰田区等信用合作社的创办人阮山、赖祖烈负责筹建闽西工农银行,阮山任首任行长、赖祖烈任营业科长、总务科长和秘书,信用合作社的办社经验、制度和做法融入到筹建过程中,帮助闽西工农银行筹集资金、募集股东,使得闽西工农银行短短2个月内得以正式开业并迅速开展各项业务。二是帮助快速开展业务。信用合作社的代理业务,主要是代理闽西工农银行向私人发放贷款,同时采取“再贷款”的形式,以最低利率从闽西工农银行获取资金,重点支持农村地区社员生产生活。三是帮助实现统一货币。正如阮山在庆祝《工农银行周年纪念》诗歌中写道:“工农银行设银行,纸票通行各地方,到处都有兑换处,随时可以换光洋。”信用合作社帮助收兑银元、兑换闽西工农银行货币的流通回笼和负责回收原来发行的信用社纸币,实现有计划的资金流通。闽西工农银行货币发行后,即顺利占领市场,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的主导货币。

在总结前期闽西信用合作社办社经验的基础上,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一年多时间里,摸索和总结出一套苏维埃银行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又有力地带动了信用合作社的普及开展,龙岩、上杭、长汀、连城、永定、宁化、清流等边区都成立了信用合作社。到1931年4月,永定县的信用合作社就有九个,共有基金达到10528元。

“红色农信”的普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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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1932年2月1日,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不仅为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统一金融货币体系、支持经济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为信用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带来了春天,较好地推动中央苏区各县、乡、区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信用合作社的发展。1932年4月12日,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政府将在各方面(如税收、运输、经济、房屋等)来帮助合作社的发展。1933年9月10日,总结闽西信用合作社章程的内容,颁布《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明确规定信用合作社的宗旨、社员、股金与股票、信贷、管理机构及运作和利益分配,并从300万元公债中,拨出20万元用于发展信用合作社。

当发现“信用合作社尚未普遍建立”与“消费合作社等都在蓬勃发展”的反差现象后,1934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财政人民委员会颁布《为发展信用合作社彻底消灭高利贷而斗争》的布告,提出“信用合作社是便利于工农群众的借款机关”,号召发展信用合作社,并同意群众可以用公债票向信用合作社入股,并“特许各地信用合作社吸收此项债券持向各地银行抵押借款”,大大拓宽了信用合作社募股和吸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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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信用合作社彻底消灭高利贷而斗争的布告(1934年5月)

为了扶助信用合作社的发展,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给全总执行局写信,要求发动职工积极参加储蓄运动,发展信用合作社。信中说:“信用借贷问题,国民经济部已有具体的计划进行信用合作社工作,同样,国家银行为了改善工农生活,组织工农群众在其周围,建立与广大工农群众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而尽国家银行应尽的义务,决定大批地投资信用合作社实行低利借贷,凡建立了分支行的所在地,应帮助与发展信用合作社的组织”。

闽西苏维埃政府也高度重视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问题,1933年4月,召开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工农银行是斗争的武器,有健全巩固的工农银行,才能扩大合作社基金,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保存现金。”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提倡和支持,苏区信用合作社有了一定的发展,它的积极作用也不断显露出来。它从原来闽西一个苏区发展到了江西省、湘鄂西、川陕省等苏区。随着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各地信用合作社被迫停业,中央红军经过长征顺利到达陕北后,根据地的信用合作社又在新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解放后,农村信用社更是作为当地人民自己的银行,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促进互助合作,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发展县域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作出自身重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红色农信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农信企业文化的总源泉。闽西苏区人民创造“信用合作社”的创举终将不会被历史埋没,闽西也必将成为彰显农信初心、弘扬农信精神的红色高地和全国农信革命传统教育宣传的总阵地。

摘自《闽西,中国红色农信诞生地》,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09页

责任编辑: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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