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之死，以及过去的这 100 年 | 有关苏联的那些书

“我连自杀都失败了。第一次尝试是在 9 点 40 分，但没有成功——绳子断掉了。我只好用尽全力再次尝试上吊。”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留下了三份遗书，第一份是陈述自杀举动何以失败。这位 68 岁的苏军元帅在这次自杀失败之前刚刚经历过一次更大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期间，他的副手和军方发动了一次政变，这次政变试图挽救正在走向解体的苏联，但最终却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不是政变发起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得知这个机构后，从索契度假地赶回莫斯科。他支持他们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

政变失败压垮了他。8 月 24 日，克里姆林宫 1 号楼，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办公室里，他选择了自杀。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美苏核裁军的关键人物，他在留给戈尔巴乔夫的遗书中解释了为何会从假期中连忙赶回莫斯科支持政变。在结尾部分，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宽恕。

他在另一份给家人的遗书中说：“当祖国正在步向衰亡，而自己毕生的成就即将遭到摧毁时，我也活不下去了。我的年纪以及一路走来的成就，让我拥有离开人世的权力。在人生的尽头，我仍在挣扎奋斗。”

他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经历了这个庞大体制的崩溃。

他是一个活在旧体制中顽固不化的人，在他看到苏联官方出版了斯大林的传记的时候，他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的“论点”形同叛国。

但他显然意识到改变应该发生，所以他也会出现在他的一个“敌人”或者对手、苏联著名异见领袖萨哈罗夫的葬礼上。

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瞥见稍远些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身影，这位美国大使感到惊讶了。萨哈罗夫生前与阿赫罗梅耶夫是敌人，双方是不可妥协的对手。但是阿赫罗梅耶夫却来道别，除他而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来，总参谋部也没有别人来……

他也赢得了另一个对手的尊敬。美国里根政府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乌弗将军在 1991 年 9 月的《时代》上发布的纪念文章说明了一切：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着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爱国和对党忠诚的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人。他已经明白，发生在苏联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如果苏联还想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它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相对峙的紧张气氛，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 年，他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是陪同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我邀请他到五角大楼来做客。两天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共进早餐，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来的。苏军总参谋长不带警卫和随从，只身来到对手的营地，充分显示出他是多么自信。”

“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无法预见，改革将把国家带往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他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 50 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忠诚，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非常肤浅……”

在十月革命成功 74 年、苏联成立 69 年之后的 1991 年，阿赫罗梅耶夫像很多人一样，在这个对于个人生命来说不算很短的时间里——他的生命轨迹与苏联存在的历史完全重合，他的所有存在的价值依托于这个国家而存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这个行将就木的国家的另一个象征。

在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杀 4 个月之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

然后，又过了将近 26 年，连同这 20 几年，越来越像一个历史。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引述一个人的口述：

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位老人，他发现我不是本地人，就问：“您要找谁？”我就开始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劳改营……”“你是说那片营地吗？两年前，最后的一片也被拆掉了。人们用那些砖瓦建成了鸡舍和澡堂。土地被分掉盖别墅了，还用铁丝网围起了花园。我儿子在那里就有一块地……您知道的，在这里很不愉快……每逢春天，下雪或下雨时，都可能在土豆园子里挖出人的骨头。但也没有人感到厌恶，因为都习惯了。这片土地到处都有骨头，就像石头一样。人们就把它扔在地下，用靴子踩碎，踩碎就行。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抓一把黑土，翻弄一下就有……”

集中营和劳改营成为了历史。

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在《古拉格气象学家》里说，“看着多么遥远啊，1990 年代，那时候，克格勃/国家安全局的档案可以查看，纪念协会的成员还能进入国家杜马……”

后苏联时代也成了历史。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冷战史权威研究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说：每个秋季学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我都要给几百名本科生讲授冷战的历史。我在讲课时，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学生都不记得我所叙述的事件。对于我的学生而言，我所提到的那些人物，斯大林和杜鲁门，甚至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像拿破仑、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遥远。

他说，冷战就是历史，就像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历史一样。

已经成为历史。但严格意义上并不包括中国。

2017 年，是十月革命 100 周年，列宁主义开始在人类实践的 100 周年。《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将会挑选一些书介绍给读者。这些书大部分在国内公开出版，我们选了一些重要的书评——很多来自出版当时的介绍——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介绍的第一本书，是前面提到的约翰·加迪斯教授所著《冷战》。

本文中提到的历史事件记录来源于《二手时间》、《苏联的最后一年》、《列宁的坟墓》和《古拉格气象学家》。

回头看，长舒一口气

来自亚马逊

《冷战》（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作者), 翟强 (译者), 张静 (译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 10 日 36 元

书评作者：Michael Beschloss

1991 年，苏联正在崩塌，老布什总统的一名外交政策高官跟我说：“你们这些历史学家可有得忙了。你们要怎么向后人解释为什么我们担惊受怕了 45 年啊。”

他说的没错。到了 2006 年，那些不曾经历过民防太年轻而不曾经历过“趴下、卧倒”（美国的核民防演习）的人需要一位杰出的学者来解释，为什么九位冷战期间的美国总统要倾全国之力来对抗一个在最后如此笨拙地垮掉的帝国。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就是这位学者，他的著作《冷战：一段新历史》就是这样一本书。身为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加迪斯是著名的六卷本冷战著作作者。著作特别关注了双方的战略，出版时间都在冷战期间或结束后不久。

当冷战期间冲突的真相还在逐渐显露之际，没人能比加迪斯的释疑工作做得更好。这好比让一个历史学家在午夜策马穿越森林的同时、还要描述这片森林的全景。

写这本新书的时候，加迪斯终于可以就着阳光在空中俯瞰着整片森林，利用曾经保密的信息和历史学家所需的后见之明书写了真实的历史。

他并没有假装自己过去的判断都是正确的，比如他在 1987 年坚称冷战已经进化到了稳定的“长期和平”阶段、并会一直持续后。如今加迪斯开心地承认，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这些“远见者”都比他基于“历史可能性”的预测看得更清楚。

加迪斯关于这个时代领袖们和阶段的新鲜视角很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怀着安慰指出，美国和苏联飞机在朝鲜战争中的对抗是整个冷战过程中双方唯一发展到互相交火的冲突。

他确信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把导弹偷运进古巴是“主要为了在拉丁美洲传播革命，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任由自己“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超出了他不知几何的战略分析能力”。

带着恐惧和尊敬，加迪斯描述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通过不限制核战争来确保核武器不会被用在战场上的努力。在自己总统任期的最后，艾森豪威尔的唯一战争计划一旦执行，将会投放超过 3000 枚核武器到所有共产主义国家。

到了 1970 年代，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演化为了“同归毁灭论”，以及一个限制双方防备对方长距离核弹头的条约。

在了解了冷战终结的过程之后，人们得以重新评估这场戏剧里的每个行为。因此，加迪斯现在可以抱怨尼克松-基辛格（Nixon-Kissinger）的缓和政策通过让数十亿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幻想某天能选出自己领导的人民的幻想的破灭，换来了稳定。

然而他也再次对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1975 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进行了褒奖。尽管里根和其他保守主义政客鄙视加重了欧洲分裂的赫尔辛基协议，但加迪斯展示了这个协议如何创造出了全新且有效的平台，从而服务了苏联内外部的异见人士以及批评者：“随着克林姆林宫试图将苏联的统治合法化…赫尔辛基协定反而成为了反对苏联统治合法化的基础。”

还有加迪斯称为“现状破坏者”的领导人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里根、撒切尔等等。他们认为，为了维系同莫斯科的长期和平，西方阵营已经付出了过高的道德和政治代价。他们想要更好的。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让加迪斯想起了斯大林对于前任教宗的侮辱性问题：“他有多少个师？”

加迪斯的答案是，若望·保禄二世不需要军队。他 1979 年回到波兰的时候，动用了精神的力量来对抗共产主义，支持了莱赫·瓦文萨的团结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

里根是另一个破坏者。他“通过利用苏联的弱点、坚持西方的优势”，力争打破东西方的僵持。

很少有人、甚至是他的支持者也无法领略里根对于废除核武器的真诚热情——这是一种被里根认为不道德的武器。很多美国学者公开谴责里根，说他在 1983 年提出“战略防御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是将冷战延伸到太空，是在鼓吹战争。

但加迪斯一边不太情愿地承认该计划有风险（苏联人总是担心没有征兆的先发攻击），一边也赞扬了里根利用这样一种威胁战略，建立苏联一时无法匹敌的反导系统。“如果苏联正在崩溃，为什么还要让美国人被绑在同归毁灭论上？为什么不去加速苏联的崩溃呢？”

加迪斯还评价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他和教宗、里根和撒切尔作了反比。他写到：“他们脑子里都有目标，并且有实现目标的路线。而戈尔巴乔夫在矛盾中犹豫不决，也不去解决。正因为如此，最后他放弃了意识形态、放弃了整个帝国和自己的祖国，而没有选择使用武力。”加迪斯认为，这是一个在传统地缘政治话语中没有什么意义的策略，但却让他成为了诺贝尔和平奖最名副其实的获得者。

加迪斯没有错将他描述的历史仅限于统治者。相反，他展示了不知名的群众引发东欧和苏联加盟共和国革命的过程，比如 1989 年的匈牙利人——他们“宣称隔离的铁丝网已经多余”，要求克林姆里宫将其拆除。加迪斯说，在这样前所未闻的挑战面前，苏联领导人们感到“震惊、恐惧、振奋、勇敢、失落、不知所措，挣扎着想要重新掌握主动权，但又发现自己所能做的，不过是承认以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已经无法避免”。

只有当一个时代终结之后，历史学家才能窥视它的全貌，并判断它的特别之处。

“历史上第一次，没人自信能赢得胜利，甚至没有自信在这场大战中幸存下来。”加迪斯这样评价这个时代。在时代的最后，“军事力量，这个过去 500 年里定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失去了它的决定性作用”。

20 世纪下半程，信息革命加速、自由社会在为民众提供富足生活中的优越性、民主国家数量翻了五倍这些事实都让加迪斯感到惊讶。他写道“世界前所未有地接近这样一个共识……民主才有合法性”。

然而，冷战的顺利终结并非都是顺理成章的。加迪斯提醒我们，冲突可能会轻易地毁灭更多的人性：“从遥远未来回望的望远镜会证明这点，如果冷战走上另一条路径，也许未来将没有人能回头看了。”

我们有很多标志来提醒冷战的终结。骇人的导弹已经变成了废铁。在电影银幕上，詹姆斯·邦德也把准星从克格勃间谍转到了其他对手。

在这种氛围下，考虑到加迪斯也已经给出了这样一本冷战定论，也许他以后能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艺术史上了。

书评翻译 熊猫译社 Harry

题图来自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