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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媳妇花一二十万,不想低头问别人借钱

“在娶媳妇这个事上,我们本地娶个媳妇得花一二十万。”检方出示的证据中,张扣扣的供述称,“我这个人有骨气,不想给别人低头借钱,不然以后结婚压力太大了。”

张扣扣表示,“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所有的亲情、友情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1993年时,我同校的女子因为家里穷,最后自杀了。在我心里产生了阴影,改变了我的婚姻观。”

“有钱了,娶妻生子了,也不会发生杀人的悲剧了”

据张扣扣供述,农历腊月十几日时,他与父亲大吵一架,他对父亲表示,“我妈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仇非报不可!我爸想劝也劝不动,最后和我爸大吵一架。”

张扣扣称,吵架后其内心十分烦躁,“打工打工,两手空空,未来看不到希望。”相关供述中,张扣扣表示,“我的梦想是有了钱买了车,能够自驾游到处看看。但现在生活不如意,打工也看不到希望。”

“第二天正好看到王正军回来了,当时在想我妈22年前被他用棒打死,王正军认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对我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这么多年我也没看见过他,我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张扣扣供述称。

2017年腊月三十这一天,王家老三,老大,老汉都会到家中。“本来我想等老二回来一起动手报仇,但是老二一直没回来,我等不及了,于是我就动手实施了犯罪。”

张扣扣还表示,“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或者是我生活过好了,自己有钱了,娶妻生子了,也不会发生杀人的悲剧了。”

检方称其自称没有精神病 张扣扣回应:公安套我话

“我是听到一个女的再喊:精神病杀人了!”在检方公布的这份供述中,张扣扣表示,在作案时他戴着帽子、口罩,“他们一时惊慌失措,在这种极度慌张的情况下,有人会喊精神病杀人了这句话。”

同时,张扣扣供述称,“如果我不伪装自己,他们就会喊张扣扣杀人了,而不是精神病杀人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为啥杀人,也知道我没有精神病。”

对于这一系列证据,张扣扣当庭表示,“公安套我话,说是跟我闲聊,说是不记在笔录上,现在成笔录了。”

16名证人证实张扣扣没有精神疾病

检察员当庭表示,因辩护人对本组16名证人关于张扣扣精神状态的证言有异议。检察员重点对16名证人关于张扣扣精神状态证言进行节选。

检察员指出,从16名证人的证言中证实,张扣扣平时身体,精神状况正常,且无家族精神病史。此外,张扣扣在外务工期间身体、精神状况均正常。

医生:张扣扣精神状态正常

“心电图上显示的V1V2导联呈RSR(QR)右室传导延迟,以及壁心外膜下心肌损伤的可能性(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是心电图仪器分析的结果,分析结果不是很准确,要以医生分析确认为准。”检方公布的证据中,南郑区医院心电图检查医生如实表述。

“2018年2月17日下午,公安民警带着张扣扣到医院进行入所体检,经检查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入所体检医生吉某的证言指出,张扣扣的右手食指、中指有创口,进行了包扎处理,其他位置没有发现外伤。

“心电图图谱基本是正常的,当时我给张扣扣做检查时,张扣扣的身体、精神状态都是正常的。”吉某表示。

辩护人:同学邻居,有什么能力证明张扣扣的精神状态?

“我认为这些人的判断,包括其家人的判断不准确。”辩护人殷清利指出,“张扣扣常年在外打工,与本案显示的心电图客观证据矛盾,应该从客观出发,对张扣扣做相应鉴定,确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殷清利同时指出,这些证据均是作案前和作案后,特别是入伍体检,距离案发时间很长,不具备参考意义。检察员出示的证据与需要证实的张扣扣作案时是否存在精神障碍,关联性不大。

辩护人邓学平认为,张扣扣作案时有无精神障碍,证据的效力不是数量决定的。张扣扣的亲属、同学、邻居,他们有什么能力证明张扣扣的精神状态?

其次,张扣扣没有精神病史,并不代表张扣扣本人没有精神病。没有去检查并不代表就没有。

其三,遗传不是精神障碍唯一的致病因素。

其四,入伍体检并没有精神检查,无法推断张扣扣精神正常。

其五,诉讼法明确规定,推断、猜测性言论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因此以上证据属于猜测性,不应采信。

检察员:证据合法,没有必要做鉴定

对此,检方表示证人证言包括张扣扣父母、亲属及村民等,这些证言证明是客观的。入伍体检反映的是入伍时的客观情况。这些证据形式合法,内容真实。

关于作案时的情况,检方认为,根据张扣扣多次供述,其作案前精心预谋、观察位置、制作燃烧瓶、撕掉手枪装饰条,作案选择被害人无防备时实施,在烧车时能理智提醒张良某,作案后不带手机,反侦察意识强。结合本案证据,检方认为张扣扣身体健康,心理正常,没有必要做鉴定。

审判长:检方证据合议庭予以确认

在合议庭交流后,审判长表示,对检察员出示的证据,控辩双方发表了质证意见,大家站在各自立场,认为证明的问题不一样。经合议庭评议,作为证人证言证明的当时现状,从证据的三性来看,对上述证据,合议庭予以确认。

辩护人殷清利: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

殷清利指出,我国法治进程中,存在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然而,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本案以上程序问题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张扣扣这一案件上很难实现程序与实体的结合。

辩护人邓学平:留张扣扣一命!让其在监狱度过余生

邓学平表示,法院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这个权力并非天生。司法主权在民,剥夺一个人生命,不可违逆多数民意。张扣扣的生死去留,不可轻忽社情民意。在界定社会的终极行为这一问题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

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并非孤立的事件。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张扣扣的行为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依法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留张扣扣一命,同时限制其减刑,让其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也许才可以实现本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责任编辑:林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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