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被困迪拜始末：打黑工吃不饱 罢工拿到工资（4）

郭万俊与朱社签署的《工伤补偿协议》。受访者供图

2月28日，51名工人派出3-4名代表，带上受伤的工人一起来到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咨询回国事宜。也正是这一天，郭万俊与朱社通过协商签订了《工伤补偿协议》，协议写到，“郭万俊给予朱社一次性一次性医疗费用和补助共计八万人民币，后续所有事项和费用由朱社个人承担，郭万俊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郭万俊以为支付完这笔费用风波可以就此平息了，“白纸黑字按过手印，七八个人在场，打官司告我都行。”

总领馆在查看了两方提供的资料后建议工人们按合同约定处理此事。3月2日，劳工们找到中建处理，中建表示：账目没有算完，合同也没有在中建，建议找经手公司处理。

“前后找了七八次吧，期间有一天我们在项目部里面又饿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最后公司报警了，当地的劳工部的人也来了，说让我们这些人先回去，中建也说明天早上让他们安排一个车子，让他们送到劳工部协调。”

中建中东公司给工人的生活补助收条。 受访者供图

而中建方面的相关人士向中青网记者描述，是“工人因违约不能拿全额工资而执意与郭姓老板产生矛盾，执意滞留，带人多次妨碍中建中东公司办公”。

也正是这场罢工，让施约瑟第一次接触到这批特殊的劳工。他感觉到他们和自己之前接触到的有些不同，他们来的时间短，很多人没有出国务工的经历，大部分人对阿联酋的情况不了解。

“我一直劝他们别闹了，没用的。”施约瑟叹了口气，“如果真碰上黑心老板，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关起来或者直接遣送回国他们都没办法的，这里十几个人一聚集，警察就可以直接带走。”

3月4日和5日，郭万俊与中建沟通了解决方案，提出15名1月份新来的员工因为工作签证刚刚申请，应尽快取消，让他们回国。3月8日、9日，15名工人和受伤的朱社终于带着中建代发的工资，踏上了返乡的飞机。

3月9日当天，中建通过邮件通知金手公司终止劳务合同。剩下的42名工人自此开始长达一个月的等待。

归途

4月7日晚，上海火车站旁的小店里，温暖明亮的灯光下，胡强扒了几口酸菜鱼，低声问，“你知道我们最后十几天吃什么吗？”

“别提了，现在还提这些干什么。”王林低下头，无奈地笑了两声，拍拍胡强的肩膀，自己眼里却泛起泪花。

郭万俊出示了一张3月13日的收条，收条里是61名员工的工资借支数目，大部分人借支300迪拉姆。中建硅谷项目封姓负责人也向媒体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拿了钱去营地发的，签字按手印，给到每个人手上的。”

而工人的说法是，到3月27日厨师罢工后，厨房的食材也没有了，身上的生活费已所剩无几。“最后在劳工营里，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我们吃的是最差的。”王林说，工友们把钱集中在一起，省着钱饿着肚子，买买当地的饼和面条。

中建中东公司曾回复中国青年网记者，罢工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把金手公司的老板和郭万俊叫来，让他们尽快协调。务工者与郭万俊的雇佣合同是在国内签署的，中建中东公司愿意给他们购买机票，帮他们回国，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处理所涉及的工资和押金等事情，但是务工者不接受其意见。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在3月29号的时候也有沟通，沟通未果。

但对于这批工人，施约瑟多少有些无奈，反复劝导他们跟老板好好协商，“老板是愿意送他们回去的，但是他们坚持留下索要工资和押金。”施约瑟觉得合同已经签署，持续罢工非但解决不了问题，也会伤害中国工人在这里的信誉。

“毫无疑问两方都有责任。郭万俊以旅游签的方式让工人做工，本来就是非法的。其实迪拜对工作签证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签到具体公司。如果签证不一样，就算是一对夫妻，妻子到丈夫的店里帮忙都是违法的。”施约瑟说。

施约瑟还提到，郭万俊的做法在阿联酋很常见，一些公司担心办好劳务签证后工人做两个月就要求回国，会有更大的损失。

事后，中国驻迪拜总领馆通报称，“已多次敦促相关企业负责人，充分保障我劳务人员安全与合法权益，尽快向其发放工资，妥善安顿其生活并安排其尽快回国。”

在劳工营中，还没讨到薪水的工人们一天一天就这样睡过去。饥饿与绝望一点点吞噬着他们的意念，他们想家。杨军心里难受，出国务工数次，只要晚上能抽出一点时间，就与妻子电话和视频，“电话一分钟一枚金都必须要打，听亲人的声音会很轻松。”和妻子倒倒苦水却从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的境况，“我这个年龄，什么苦压下来也能笑着说。”

4月4日，一位工友想到求助媒体，他联系上中国青年网，希望祖国能帮他们回去。记者在当天报道了此事。

迪拜时间4月6日晚九点，胡强突然收到中建通知，要求到公司签工单，到机场发钱回国。尽管觉得是被突然赶回来了，胡强还是在零点前回到宿舍迅速打包行李，匆匆赶上了三点的飞机。就这样，35名劳工的工资由中建代发，机票由中建实际购买，分两批于7日、8日晚回国。

为生存祈求的几十个夜晚、加班深夜滚烫的土地和最后无休止的争吵，在起飞的一刻都变作如鲠在喉的记忆。

胡强拨弄着手中的迪拜货币，忍不住埋怨最后的工资都没按合同里的计算，“说是一天400迪拉姆，实际上是按一天385算的”。工友们嚷嚷着维权不会停止，因为缴纳的一万、两万的押金还没有拿回来，“当初就是为了这个钱，饿了那么多天”，胡强感叹。郭万俊则认为，工人们违反了合同约定，按照违约责任，应该每人赔付2万多人民币的，这笔钱他也没拿到。

王林在上海火车站讲起这段经历时态度反复、欲说还休，他明显感受到媒体报道带来的变化，“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回来”。但他还有另一重顾虑，“中介是我朋友，他其实也是受害者。”而杨军则沉重地说了一句，“觉得说出去有点丢人，是我们给国家添麻烦了”。

上海站的吃饭和住宿，花的是回国前收到的一位律师和其他好心人的善款。掌管这笔钱的王林想把1万元还给律师，被律师回绝了。安徽工友们回国后买了小菜小聚，聚餐的时候有的工友想拿这笔钱买点酒，“买酒绝对不行，”王林说，“好心人的钱不能拿来挥霍，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出来商量时就把这钱拿出来用。”但有工人表示并不知晓这笔善款。

杨军回到安徽，儿子一下子扑上来，说老爸你回来了，太好了。这趟回来，儿子不想让他出国了，护照也拿走了。以前的老板打电话让他去巴黎工作，被杨军婉拒了。其实他盘算着未来要给儿子买车买房子，还是要出去的，只是怕现在家人还接受不了。

郭万俊说，4月19日，所有劳工已全部回国。留在迪拜处理这些事宜的他觉得“最倒霉的”是自己，工人们都回国了，自己却回不去了。给工人办一张签证就要花费近两万人民币，郭万俊说办了60多张，房子的租金接近十万人民币，现在也退不掉了。再加上其他开销，他说自己个人损失两百多万元，这些都是从银行贷款和四处借来的。“我已经有家不能回了，想死的心都有。”

惦念郭万俊回国的还有这批工人。4月24日，王林告诉澎湃新闻，政府已经在帮他们处理押金问题了，现在就等郭万俊回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林、杨军、胡强、朱社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