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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就颇为发达的中国城市文明,经过元朝的短暂间隔后,到明末已蔚为大观。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相较于农民不到跌破生死线之际不揭竿而起的传统,身为市民的城镇百姓就显得要更不安分一些,时不时就会以各种名目发起街头抗争或者民变,而且始终不乏煽动者和组织者,文人墨客、行会领袖和城居地主都可能扮演这一角色。

由于身为异族政权,清朝朝廷对城镇里的街头抗争格外敏感,在中前期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一有苗头就严厉镇压,加之清廷有意对江南豪强大族进行打压,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令街头抗争或民变也失去了重要的组织和捐助力量。也因此,街头抗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有所消停,但到清末时因为绅商阶层和市民群体实力的壮大,以及内外交困之下清朝统治阶层实力的削弱而再度呈现多发状态。那么和明清时期相比,清末的街头抗争有哪些“新鲜”之处,预示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走势呢?

与明末相比,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城市民变不只是在事件的数量上惊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末,城市的集体行动事件有新的发展,而且加入了新的要素。在类型上,除了传统型的民变(罢市、罢工、要求加薪、抗税粮与抗捐、粮食暴动、反地方官、罢考、罢课、兵变、反绅商等)之外,清末还有反对新政(包括反对调查户口、反对成立巡警局与学堂等等),反对新式企业、抗洋教案,以及抵制洋货的集体行动事件。

而且清末蜂起的城市民变中,有些看似传统型的民变,其动机则是新的。如不少罢工、罢市与请愿运动,论其动机可以被归类为抵制运动。当 19 世纪末在零星的城市已出现了抵制外货事件,到 20 世纪初,发生了几次更大规模,几乎波及全国的抵制外货运动,包括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以及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这几次运动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因为这几次运动在许多方面,如华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觉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反美运动,在学者的眼中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群众集体抗议运动的兴起。因此,这时期的城市群众运动和过去的宗教叛乱、抗租抗粮、农民运动等有相当大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此后的五四运动、学生运动、抵制运动等群众运动。

如果比较明末城市集体行动与 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的差异,最明显的特征,是由“区域性”转变成“全国性”。明末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即使有像明万历年间各大城市的反矿税监运动,但是这些事件都是个别独立发生,彼此间并没有串联和一致行动的趋势。相对地,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都是动员跨省、跨市、跨区域的集体抗争运动,甚至海外的侨界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全国性的趋势,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报纸与电报的角色功不可没。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于三月十五日先发起的拒俄运动,能够传播开来即靠报纸与电报。在随后短短几天时间内,杭州、苏州甚至香港各界都通电拥护上海拒俄运动。没有电报与报纸,这样迅速的传播在明末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新式有效的传播工具外,更有效率的新式社团组织的出现也发挥了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作用。明末的城市集体行动少有上万人参与的事件,但 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规模明显大了很多。在罢工方面,清末可以看到多种行业之间联合罢工的形态。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安庆发生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首先由裁缝匠开始,后来波及其他几个行会,包括砌砖匠与木匠”。再者,清末的运动之所以能从区域性转变到全国性,也是因为组织方式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已经从地区性事务,转移到全国性事务以及权力的高度集中上。此时期出现的新式社团组织,商人方面有上海的总商会、广东商人的自治会等,其成员数量与组织规模远超过以前的商帮或是会馆公所。此外还有学社与拒约社这样跨阶层、跨职业的社团组织,这是其动员能力能超越明末时期的主要原因。

在参与者方面也可以看到许多“新面孔”,这些新面孔的出现反映近代城市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如商人中有华侨商人与民族企业家的参与,而海外华侨的集体配合抵制更是史无前例。最重要的是参与运动的知识分子成员,其身份属性由明清时期的生员,转变成西式学校的学生。明清时期的集体抗议事件中,生员积极地参与而且领导群众。晚明有生员为主的结社,如复社、几社,到了清代虽然因为禁止而消声匿迹,不过生员仍然未完全放弃。而且更大的结构性因素——科举的壅塞,更促使生员走向街头表达心中的不满。

到清末,生员的角色逐渐由新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所取代。参与拒俄运动的知识分子,国内包括了京师大学堂与各省大学堂的学生,甚至传统的八旗生员与直隶举人都上书陈情。而国外的留日学生更积极筹组拒俄义勇队,准备赶赴疆场。

如果说拒俄运动中旧知识分子与新知识分子都有参与,到了抵制美货运动中,知识分子几乎清一色都是新式学校的学生了。他们较商人更积极,更有活力,组成的学社不但会联合其他的社团组织,还通过书籍、小册子、标语、漫画进行宣传,用报纸加以攻击,甚至迫使商会采取更实际的抵制行动。从这些抵制运动中,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现代学生运动的身影。

而就商人罢市而言,清末的罢市与传统的罢市最大的不同点,是商人群体自觉意识的增长。明末以来传统的罢市,城市的商人铺户多是被动的。这种情形虽然在清末也仍然存在,但是商人自己通过会馆、公所与商会主动宣传罢市的情形已经成为主流。此外,清末商民的罢市最初主要是反抗政府的横征暴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渐渐地除了经济的要求外,还附带反对压迫的政治条件。这类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表明罢市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

20 世纪初抵制运动的现代性还有别的特征,例如妇女参与度的提升。明清时期只有少数的集体抗议运动可看以到妇女的参与,最重要的就是粮食暴动,而且妇女的角色还是被动的。但是 20 世纪初在女学的兴起之下,妇女主动积极参与抵制运动的程度与日俱增。

除了大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之外,明清时期的集体抗议行动与清末抵制运动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意识的觉醒。

明清时期处于帝制政体下,民众与士大夫的思想都脱离不了传统的天命观与尊君的思想,在许多集体抗议官府的事件中并未有推翻政权的想法,事件中所反映的群众集体心态反而是正统主义与道德经济。

这样的观念在 20 世纪初还有一些影响,如拒俄运动时,留学生中虽有青年会成员诉诸民族主义,但留学生中赞成者了了。到了抵制美货运动时期,民族主义逐渐茁壮成长,演变到后来又因为清政府的禁止抵制,使得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又刺激了革命派反清的思潮。这样的现代性特征是明清时期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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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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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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