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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闽人振臂一呼

1919年5月2日,《晨报》刊登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五四运动与闽人振臂一呼

1919年11月29日,北京学生3万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声讨日本在福州之暴行。

海峡网4月29日讯 (董立功 文/图)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与闽人关系密切。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京的闽籍青年积极参与其中。福建虽然远离五四运动的中心,但五四运动的浪潮还是波及了福建。1919年底发生在福州的台江事件,既是五四运动在福建的延续,也是五四运动的尾声。

林长民:五四运动“点火者”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正处于国弱民穷、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历史紧要关头。《辛丑条约》签订后的中国,似乎暂时恢复了平静。然而,在表面平静的背后,更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像火山一样正在积累。时机一旦成熟,这座火山就会爆发!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日本根据其1917年与英、法、俄等国所订立的密约,要求接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4月25日,梁启超在巴黎给国民外交协会发来电报,称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得知此消息后,福建闽侯人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义愤填膺,立刻将其写成文章,托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梁敬錞送到《晨报》发表。

据梁敬錞回忆,“4月25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任公巴黎来电,报告德国前在山东的权益将由日本继承,希望同人警告政府国民,勿签对德和约。5月1日傍晚,林长民先生,交来一条新闻,托我便道送到《晨报》馆发表。我晚上9时左右,走进了丞相胡同《晨报》馆,找到了陈博生总编辑,请他将这条新闻,明早见报”。

北京《晨报》在得到了林长民的署名许可后,于5月2日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林长民在文中写道,“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中国人积压了近20年的民族主义情绪。首先披露这一消息的,就是福建闽侯人林长民。

五四运动虽然发端于北京,后来很快蔓延到了上海等各大城市。五四运动时期,“公理战胜强权”成为最流行的口号,也代

表了中国人民的善良愿望。在中国外交受辱之际,爱国青年走出学堂、走上街头,以“公理”对抗“强权”,同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即便遭到北洋政府的打压,他们还是相信“公理”必将战胜“强权”。最终北洋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取得了光荣胜利。

闽籍青年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有不少闽籍青年正在北京各高校就读,他们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面对当时中国内外交困的不堪境况,闽籍青年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自愿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五四运动爆发时,福建长乐人冰心还只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五四”当天,冰心并未参加游行。她后来回忆道,“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

家中女工和亲戚对“五四”当天的描述,使得冰心“兴奋地合不上眼”。5月5日,冰心从医院回到学校,开始在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从事文字宣传工作。8月21日,冰心等11名女生旁听了北洋政府开庭公审“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从法庭回来以后,冰心一气呵成写出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她在文中写道,“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踌躇不安’的样子”。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了北京《晨报》的“自由论坛”栏上,这是冰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五四运动爆发时,祖籍福建长乐的郑振铎还只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一名二年级学生。5月4日晚,郑振铎从赵家楼胡同附近回到学校,他将所见所闻报告给同学,

并与各班同学串联协商,组织起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会。这个新成立的学生会立即作出决定,响应北京学生的号召,于5月5日宣布罢课。郑振铎作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因为郑振铎是福建人,所以他同时被选为福建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

1946年,郑振铎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意义》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这运动开始于北京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一火,其光芒竟不数月而普照于整个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乃由此而急骤地进行着。封建的最顽固的壁垒,最后竟被攻破了。思想的解放,文艺的解放,使后来的青年们得到了自由观察、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机会。这二十多年的比较蓬勃的学术文艺的发展,可以说都是导源于五四运动之一举的。

1917年,出生于台湾、后随父定居于福建漳州的许地山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五四”当天,许地山参加了游行。后来成为许地山夫人的周俟松当时只是北京街头看热闹的一位小姑娘。她后来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许地山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中,有人告诉我,那人是许地山。见他手持标语旗,高喊口号,无所畏惧的(地)冲锋陷阵,随着队伍到东交民巷。当时已是内外密布军警”。

五四运动爆发时,祖籍福建长乐的郑天挺正在北京大学求学。他不仅目睹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且积极参与其中。他后来回忆道,“1919年,我20岁,仍在北大学习。这年五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也走出了书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我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了一次,并走向街头,做了一些宣传工作”。

五四运动爆发时,福建福州人朱谦之还只是北京大学一名在校生。朱谦之不仅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而且参加了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后来回忆了“五四”当天的场景,“这一天集合在天安门的各校学生有三四千人,各人都手持着‘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等口号的旗子,一齐出发请愿。首先是向总统府请愿,不得要领;又打算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要求各国共同维护公理,不让日本强占我山东省。因东交民巷有外兵驻守,不能进去;于是又转向主持‘二十一条’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

五四运动爆发时,冰心十九岁,郑振铎二十一岁,许地山二十五岁,郑天挺二十岁,朱谦之二十岁。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这些闽籍爱国青年紧随运动的潮流,选择挺身而出,毅然投身到这一伟大斗争中,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任务。他们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楷模。

台江事件:五四运动之尾声

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建青年学生积极响应,组成“福建学生联合会”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学生活动以省会福州为中心,内容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为重点。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给日商以沉重打击。

1919年11月16日下午,日本商行组织武装人员,对爱国学生进行围殴,造成学生多人受伤,顺记洋菜馆损失财物三千余元。后福州军警捕获逞凶日人数人,此即所谓“台江事件”。日本政府闻讯,竟于11月23日将军舰“嵯峨号”驶入闽江口,结果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福州全城罢课、罢市,民众上街游行示威。

台江事件发生后,消息很快传遍八闽大地,各地民众纷纷声援。此后,福建各地抵制日货运动更趋激烈。福建省立二中学生李宗韬为了唤醒民众,“忿而引刀立断三指,以血沥出‘提倡国货,坚持到底;积力同心,誓雪国耻’十六字。书成后,大呼数声,痛不可忍,晕绝于地”。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坚决斗争下,日本政府被迫于12月30日同时在东京、北京、福州宣布撤走入侵福建的军舰。1920年3月21日,日本政府撤回驻闽总领事森田浩,改“调林久治郎充任”。1920年11月11日,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一)中日双方互备文道歉;(二)日本给予负伤者一千二百元;(三)顺记损失由日领赔偿八百元;(四)凶犯之惩戒俟双方侦查分明时,依法办理。至此,台江事件宣告了结。

台江事件充分显示了福建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们可以告慰五四先驱的是,今日之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与五四运动时期相比,中国大地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许多理想,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眼前的现实。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新时代的青年们,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正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毅力,勇敢地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黄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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