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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陈发虎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时,定下一个规则:凡是在《中国科学》上刊发论文者,可享受在国际一流期刊发文的相应奖励。很快,优质稿源纷至沓来,“不愁稿源”一度成为这家本土科技刊物的代名词。

“要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评价体系!”前不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等媒体集体采访时,陈发虎再次提及往事,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的他认为,鼓励最好的学术文章发表在本土刊物上,就应该从评价导向“下手”。

今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明确提出我国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

世界一流,本土科技期刊究竟还差什么?四部门再次发力,中国科技期刊又当如何补短板?如陈发虎所问,英国人有《自然》(Nature),美国人有《科学》(Science)和《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中国何时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不强反弱

《意见》开篇语即表示:我国已成为期刊大国,但缺乏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离期刊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如果从近些年我国科技论文的发展水平来看,本土科技期刊的“缺乏影响力”“不强”,似乎有些不正常。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任胜利向记者出示两组数据——

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正在出版的科技期刊约为4.2万种,这些期刊由全球162个国家或地区出版。美国以出版8744种名列第一,占20.8%;其次为英国,出版5082种,占12.1%,中国位列第三,出版3529种,占8.4%。

这组数据更多反映期刊的数量,另一组以SCI和Scopus等国际知名期刊数据库来衡量、基于专家评审和期刊论文被引用频次等计量指标的数据,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数据发现,2017年度我国第一作者SCI论文数为32.39万篇,占SCI全部论文的21.9%,相比之下,我国SCI收录科技期刊的百分比,却只占SCI期刊总数的约2%。

“我国科技期刊的这种现状,与我国科研竞争力的状况、科研论文的发文数量,是明显不相匹配的。”任胜利说。

事实上,任胜利统计后发现,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越来越滞后于科研竞争力增强和论文产出的增加:2000年到2017年,中国大陆第一作者的SCI论文,由2.26万篇上升至32.39万篇,其中在中国期刊发表的论文,由0.92万篇上升至2.57万篇,年均增加970篇;而在海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则由1.34万篇上升至29.82篇,年均增加16753篇。

相应地,我国本土期刊对我国SCI论文的贡献率,也由2000年的40.7%,下降至2017年的7.9%。

“从这些现象来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具有高度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数量还是太少,单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规模普遍不大。”任胜利说。

论文“越来越强”,期刊“不强反弱”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国科研人员的重要研究成果,大多愿意发表在国外,而重要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也基本都在国外,于是就形成了学术资源“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

用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邬书林的话说,在中国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研成果发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期刊水平不高,造成大量高水平论文外流, 论文外流,又造成期刊水平下降”的怪圈。

评价异化

为何会这样?

在任胜利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了评价体系上——科研评价以SCI为导向,加剧了我国科技期刊在优质稿源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具体来看,当前,国内不少科研单位甚至某些科研主管部门,在研究评价中过于强调SCI,并将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指标化、数量化地置入评价体系或方案中,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强迫性”地将我国的大量优秀科技论文引导到国外发表,使得国内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的高水平稿源日益匮乏,很多科技期刊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陷入学术影响力低下与优质稿源缺乏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相应地,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内一些科技期刊不仅没有奋起直追,反而“自甘堕落”,沦为“毕业论文”“职称论文”的发稿工具。

去年,邬书林在《科学通报》发文时提到类似观点。他说,我国中文期刊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应该清楚看到,大量学术期刊并没有把“是否有创新内容”作为选择标准, 而是主要成为研究生毕业、职称晋升的工具。

“偏离发表创新成果——这个科技学术期刊的根本功能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邬书林说。

在陈发虎看来,是时候制定政策促使国内最优秀的科技成果投到本国期刊上了。

来自《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共有科技期刊5052种,但这5000多种科技期刊,却有3232个主办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个期刊。

这是本土科技期刊“多而不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邬书林说,“期刊出版部门条块分割,力量分散,期刊出版小而散,编辑部就会‘小富即安’。”

任胜利也有同感。他告诉记者,科技期刊市场化程度不高,主管、主办、地域等专属性很强的界限到了需要打破的时候了。

出路何方

打造国际一流数字出版与传播的平台,似乎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此次印发的《意见》里,就有多条举措涉及数字平台的建设,比如,建设科技期刊论文大数据中心、建设数字化知识服务出版平台等。

任胜利说,国际主要期刊出版集团凭借多年的运行经验和强大的资本作为后盾,在集群化、平台化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学术资源,做大做强,极力巩固其竞争优势。而我国只有少数科技期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融合出版与传播,信息服务和传播手段更是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更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学术资源的能力。

当然,过去这些年,本土科技期刊也有过一些尝试。任胜利说,我国也有不少科技期刊依托国外数据库商或者国际学术出版平台,在短时间内提升了期刊出版效率和影响因子,扩大了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这被业界称作“借船出海”。

然而,“借船出海”的问题是,国内学者刊发的优秀论文进入了国际出版商数据库,必须付出高额订阅费才能获取。

陈发虎也认为,我国亟待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出版与传播平台。此外,还要积极推动开放出版,在他看来,这是本土科技期刊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毕竟在这个领域,中国和国际一流期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为有力的声音?陈发虎认为,除了鼓励国内优秀成果投到本国期刊之外,也要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办刊人员的国际化。

他说,拥有国际化的办刊人才是科技期刊“走出去”的关键,可以聘请更多的外国学者担任本国期刊的主编或编委,或同时聘请外籍专家担任主编、形成双主编办刊模式,使得能够获得更多外国学者编委推荐的优秀国际论文。“这是我国多数科技期刊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任胜利说。

此次印发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提升科技期刊对全球创新思想和一流人才的汇聚能力”,要提高期刊的学术引领力和对高水平作者的吸引力,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创造条件吸纳高水平国际编委和经营人才,提升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在任胜利看来,这些对于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都是极大的“利好”。

邬书林说,提高我国科技期刊水平,既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世界学术出版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后来逐步转移至法国、荷兰和英国,现在变成了美国。下一个世界学术出版中心,会不会是中国?

他说,过去我国科研水平不高, 要期刊界办高水平期刊是“难为无米之炊”,如今我国科研水平提高了, 再不考虑办好科技期刊, 参与国际竞争, 就会丧失机遇。

责任编辑:庄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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