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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

45岁,北京顺义某DNA鉴定中心主任,中国第一代DNA鉴定师。

“冒天下之大不韪”

上高中时,我大哥对我说,学法医专业吧,属于公检法系统,将来容易分配工作。就这样,1995年9月,我糊里糊涂地拿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原西安医科大学,后并入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读研期间,我来到北京跟着导师做课题,开始接触DNA鉴定技术,毕业后我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DNA鉴定师。

以前,我所在的鉴定机构会统计,每年做的亲子鉴定中有多少是排除亲子关系的。2005年,我们中心共计做了1600例亲子鉴定,排除亲子关系的占总体比例的28%;2006年做了2700多例,排除亲子关系的所占比例为22%;2007年一共做了3000多例,比例为26%。

后来,这组数据公布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对我说,你们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许多媒体批评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有违伦理道德。遭到大量言论攻击后,我们就没有继续统计下去。

2006年,陕西一家电视台邀请我参加一个电视辩论节目。正方观点是丈夫不应该背着妻子带孩子做亲子鉴定,反方观点是应该。

节目现场火药味十足。一位40岁左右的心理系女老师激动地指着我说,“你们这样做亲子鉴定违背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我当时的身份本是调解员,但是偏向了反方。我很困惑,又不是因为我们的鉴定,这些人才红杏出墙。我们只是通过鉴定来证实他们所犯的错,要被指责的并不是我们。

怀孕女请4名男性做DNA鉴定:孩子是谁的,就跟谁结婚

邓亚军所在的DNA鉴定中心。

时代变了

2002年5月,我国把原来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具备相关技术力量和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机构放开。从此以后,我见证了DNA鉴定逐渐为大众所接受的全过程。

时代在变,国人的观念和意识也在变。现在没有人再来指责我们这些鉴定机构的道德水准不够了,大众对DNA鉴定这项技术逐渐认可、接纳了。

刚开始做DNA鉴定的人很少,一个月只有一两例。2005年以后,私人委托做亲子鉴定的人数激增,到现在达到每年近一万例。

前两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孩来到我们鉴定中心,她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怀孕了,但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年轻女孩把跟自己发生过关系的4个男人一起请到了鉴定中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4个男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年轻女孩对我说,鉴定出来孩子是谁的,她就跟谁结婚。

我有时会想,这样的事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不说别人,就说我们单位的同事,生了孩子都会自己偷偷摸摸地做鉴定。他们孩子满月的时候,我问他们做亲子鉴定了吗,他们说早做过了。我觉得不能说是他们在怀疑,而是一种职业习惯吧。

除了亲子鉴定,现在还会有人来给动物做鉴定。有个内蒙的农民家母牛下了小牛崽,被别人偷走了,他想要证明这头牛到底是谁家的。做一次鉴定要花几千块钱,他说自己“不争馒头争口气”。

在众多来鉴定的人中,有一个男人让我印象深刻。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不是他的。拿到结果以后,他很平静,没有丝毫怨恨,而是说了一句:“要是我妻子知道了,她该怎么办哪?”

这样的反应让我和同事们感慨万分,无论人心多么复杂,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人心深处最温暖的地方。

责任编辑:肖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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