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起诉追讨600万虚构借款 被法院识罚10万

2014年，唐某自作聪明，以变造的证据提起数百万元借款诉讼。如今，唐某不仅没能得逞，还不得不付出27万为虚假诉讼 “埋单”。

因虚构600 万元债权妄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手法被法院识破，唐某不但被判决承担17 万余元的诉讼费、鉴定费，还因串通变造证据虚假诉讼的行为，被法院处以法定最高额10 万元的罚款，与其一起串通虚假诉讼的孙某也被法院处以5 万元罚款。

记者日前获悉，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二人启动强制执行措施后，唐某、孙某最终向法院缴纳罚款，并履行了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起诉借款，一审驳回

2014年6月的一天，李某收到法院寄送的起诉状副本，得知自己和妻子孙某被唐某告上了法庭。唐某的起诉状中要求，李某夫妇应向其返还借款600 万元并支付到期利息、逾期利息、诉讼律师费等，合计800 多万元。

收到开庭通知的李某颇感意外，因为原告唐某是在 2013 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撞伤自己的肇事者，此前两人根本不相识，之后也从未有过借款的事情。

而对方拿出来打官司的这份借款合同也有不少问题，比如手写条文存在三种不同的笔迹，借款合同有4页，却没有加盖骑缝章，且其中的内容也有较多错误，一会是甲方向乙方借款，一会是乙方向甲方借款等。唐某说，600 万元是转到自己妻子孙某的账上，但孙某从未告诉过自己有600 万元借款的事情，且自己与孙某虽2007 年登记结婚，但自2009 年起就一直在进行离婚诉讼。

一审开庭时，唐某称不清楚李某、孙某二人正在离婚的事实。李某的妻子孙某未到庭，但庭前她曾到法院，向法官表示承认原告唐某所说事实并同意唐某的诉讼请求。法庭上的李某否认了妻子所承认的借款事实，同时提出，2014 年其与孙某离婚诉讼时，孙某聘请的律师与本案中原告唐某聘请的律师为同一人，唐某在庭审中说他不清楚自己和孙某在进行离婚诉讼是不可能的。李某隐约感觉自己落入了妻子与他人合谋设下的陷阱中，两人很有可能相互串通，利用自己在其他材料上的签字拼凑了600 万元的借款合同，于是李某向法官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因借款合同存在诸多疑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唐某的诉讼请求。唐某不服，向上海一中法院提起上诉。

变造书证，被判罚款

二审开庭期间，唐某当庭提交了一张“李某”手写签名的收款“收条”，里面打印内容载明“我李某于2014年2月28日已收到唐某借款协议中的现金600万元”，日期落款为2014年2月28日。

对此，李某当庭提交了其向保险公司出具的关于受损手表理赔事宜的“说明”复印件。其中签名处为“李某2014.2.24”手写体。李某表示，所谓“收条”可能是唐某利用“说明”文本裁剪拼接形成。

因“收条”的真实性存在疑点，上海一中法院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收条”进行鉴定。“收条”与“说明”落款处的“李某”签名均是同源的，“收条”是利用“说明”落款处的“李某”签名，经裁切纸张、添加内容变造形成。

经审理，上海一中法院对借贷事实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判令唐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共计17万余元。法院表示，唐某利用变造的书证提起诉讼虚构债权，具有明显恶意，而孙某提供其银行账户用于收款及一审中所作的陈述，均是唐某提起诉讼所必需的条件，二人显然存在恶意串通。因此，上海一中法院在作出终审判决的同时，还出具《罚款决定书》，对唐某、孙某依法分别处以10万元和5万元罚款。

由于孙某在宣判时未到庭，法官专程到孙某所在的单位，要求单位代为转交相关法律文书，孙某单位负责人进行了代收。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官立即对唐、孙两人的银行账户采取强制措施、冻结账户现金3000余元，并发出执行裁定书和报告财产令。至此，唐某和孙某领受了处罚，分别向法院缴纳了相应罚款。

【本案说法】

澎湃新闻记者从法院方面了解到，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以伪造证据，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等手段，虚构债权债务等关系，隐瞒事实真相，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为合法的债权债务等关系，从而实现非法动机和目的。

虚假诉讼不仅侵害了相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而且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民事诉讼法》第 111 条、112 条、115 条等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或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个人给予最高 10 万元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属于虚假诉讼的高发案件类型。上海一中院透露，本案审判人员基于办案经验和职业敏感度，结合了借贷事由、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事实，利用鉴定等有效手段寻求突破，为认定变造证据的违法事实提供了充分依据，最终综合判断属于虚假诉讼。刑法第九修正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的出台，加大了对妨害司法秩序违法行为的规制力度。本案的处理既是一个警示，同时也彰显了法院规制虚假诉讼、净化诉讼环境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