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洲书院、陈元光文化园：漳州“祀与戎”的注脚

陈元光陵园山门

松洲书院

扛柱力士

憨态可掬的抱鼓狮子

陈元光陵园墓道上的翁仲

松洲书院藏在芗城区浦南镇的松洲村里。

门敞开着，两侧立着一对卧狮抱鼓石，隔空相望。

入内左侧围廊，上方几根栋梁上还能看见雕龙画凤的痕迹，衔接处的扛柱力士面部有些开裂，仍在吃力地顶着木梁。

松洲书院经历过多次毁坏与重修，老物件能留存至今，实属不易。

书院内嵌套着一座小威惠庙，祭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父陈政。庙不大，处在书院的正中央。台基下有一只孤零零的抱鼓狮，想来是怕它“逃走”，前脚被水泥糊成了海豹的鳍状，固定在地面上。庙门前有个小石坑，石上写着“宝祐戊午（指1258年），朝王会造”。门内供桌上摆着一对老竹根剖开制成的“圣杯”。神像端坐花岗岩须弥座，基座前侧中央隐约有字。

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赐“威惠”庙额，“威惠庙”由此成为漳泉地区同类庙宇的通称。自唐以来，漳州民间先后兴建威惠庙百余座。宋代漳浦知县吕曾有诗云：“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据记载，漳州威惠庙有200多座，世界各地纪念陈元光的庙宇多达600余座。台湾和东南亚的威惠庙大多分香自云霄威惠庙、漳州的北庙、漳浦威惠庙等。

松洲书院占地约十五亩，有书舍、厅堂，还有跑马场，可教学，也可习武。同一处空间里，演武声、读书声和香火气搅在一起。陈元光之子陈珦本人先中明经，后在此授课，继任漳州刺史退休后又回到这里聚徒教授。

按乾隆《龙溪县志》记载，松洲书院创办于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现代学者推算起来，这个时间比洛阳丽正书院早了几年。不过，学界对书院起源、界定有不同看法，松洲书院算作是民间书院中创办较早的，是不是“全国第一家书院”还有待商榷，但可以看作八闽书院文化的肇始。

书院的首要功能在于“化”，在于将与蛮荒相伴的武力征伐，沉淀为一套可传承的文教秩序。陈珦在此“与士民论说典礼”，开引古义，其意图是要完成其父陈元光未竟的事业——唐化。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入闽，起初是一支来自中原的政治军事“插件”，带有明确的帝国意志，开疆拓土、经营一方。然而，枪矛能占据土地，却无法生成认同。松洲书院的存在，便是在战事毕后，将这植入朝廷边陲的“插件”转化为中原文化与地方情感的联结。

学习空间与仪式空间合而为一，赋予这座“边疆治理型书院”以“文化神圣性”，深刻影响了后世同类书院的建制。探讨松洲书院的价值，“是否最早”不太重要，倒是它示范了一种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地方文化认同的路径：陈家人在传授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将对中原先祖的祭祀融入日常，使得读书求学不仅为个人前程，也带上了继承先贤遗志、延续地方文脉的意味，这很有意思。书院后侧是一排新建打通的教室，孔子像、讲坛、桌椅、图书齐备，偶尔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算是一种怀古、延续。

“劝忠”与封王

陈元光陵园在距离松洲书院不远的吴浦村，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重点涉台文物保护单位。依据地势文脉，浦南镇修建了陈元光文化园。园区位于九龙江支流北溪南岸，坐西北朝东南，环状山丘包围着陈元光墓，形成一处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

陈元光文化园广场一侧的山路直通陈元光陵墓，另一侧的天然湖泊以陈元光的号命名——龙湖。沿着主路上山，路过陵园山门、祖训亭等可进入墓道。松树、相思树、白桦树宽大的树冠遮住了烈日，只余些许日花散落在台阶上。墓道两旁，蹲虎、跪羊、鞍马、翁仲、笋状的石望柱依次向上排开。

唐代礼制对墓前石像生的数量有严格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用石兽六件，四品、五品递减。陈元光官至豹韬卫镇军大将军，属三品以上武职，这套石像生的组合是合乎规定的。有些华表与石羊或许是原构件，也可能经历了后世的修补。也有学者认为陈元光墓前的石马、翁仲部分可能是清代移置。它们原来的主人可能是郑成功之总兵、以海澄降清被封为海澄公的黄梧。

唐代的仪制、宋明的修补、清人的“移置”，历史的层累在这里变得具体，重重叠叠压在这一条落满枯叶的墓道上。阳光从松林间漏下来，在陵墓石碑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时间在这里已不在乎流向何方，仿佛过去未来皆可。

正所谓“皇权不下县”，古代的基层治理大体止于县衙，广袤的乡村与边疆地带的治理依靠的是乡绅氏族。陈氏建立的营寨既是军事据点，又是行政单元，还是移民聚落。朝廷授予刺史官职，承认其管辖权；陈氏及其所带来的大姓许氏、戴氏等，则承担安定、屯垦、教化、御敌的职能。陈氏家族在闽南连续四代任官，经营了约100年；后裔广泛繁衍至今‌40余代。

开启上帝视角，我们知道唐朝没逃出地方势力拥兵自重、挑战并推翻中央的命运。但不可否认，在央地矛盾不那么尖锐时，分权能带来一些灵活性和适应性，不失为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开疆拓土代运营模式。

墓左亭中，石碑刻着宋绍兴年间追封陈元光族人和官兵的圣旨。自唐以来，朝廷对陈元光的封赠累计约22次，两宋就占了15次。追封是统治者怀着统治目的对历史资源的再开发，不过各朝代风格不同，宋封得殷勤、明封得谨慎、清封得慷慨。

宋代面临北方强敌，急需通过“劝忠”来凝聚内部认同，追封忠臣烈士的成本极低，收效显著。程朱理学兴起后，这种追封又被赋予了伦理意义。

不过，自朱元璋以来，皇权对功臣势力的警觉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明代因“异姓生前不封王”的祖训，将陈元光从宋代的“王”改封为“昭烈侯”，也不算贬。终明一朝，活着的功臣最高爵位止于公、侯、伯三等，死后追封王爵亦属凤毛麟角且多为开国元勋。比如摆平了宁王造反的王阳明，封“新建伯”。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却大方封王，“开漳圣王”这一名头就这样叫开了。经过数百年的民间信仰沉淀，陈元光已成为闽台与海外华人社会极具号召力的守护神。乾隆对“开漳圣王”这一封号的追认，是对既成事实的民间信仰的“收编”“认证”。此举借由认可这位开漳先驱，向东南海疆的移民强调共同的历史根源，以文化认同来巩固政治认同，促进族群融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要治理好漳州，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是：“祀”与“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何在一个家族身上确立？

军事征伐负责“打天下”，礼仪祭祀负责“合法性”。陈元光家族的历史，便是这二者互为表里的注脚。其家族的“戎”，提供了最初的治理资格与政治资本；而“祀”则持续地为这种统治解释“为何是我”，并赋予其超越性的神圣光环。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都在根据自身的需要，不断地丰富、修改“祀与戎”的叙事。

这种官方与地方叙事的互动，有时甚至需要借助一些无法坐实，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十分“真实”的“故事”。无论真假，这类故事在凝聚宗族认同、提升地方文化声望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例如，流传甚广的陈元光之子陈珦与王维同榜进士，以及王维为陈元光题写像赞的“佳话”。尽管此说在清代《漳州府志》中已受到质疑，且与二人年龄履历不符，但这类叙事的产生与流传本身，反映的正是地方精英与宗族内部深刻的文化焦虑与“入圈”需求。

权力通过故事来构建秩序，普通人则通过相信故事来获得归属。陈姓至今仍是漳州第一大姓，约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入闽开漳的87姓将士及其家眷就地安家落户，世代繁衍，后裔成为泉漳、潮汕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源源不断地向台湾、海南、香港、澳门、东南亚及欧美诸地流动迁徙。当这群人在族谱中追溯同一个源头，当台湾信众跨海前来谒祖，当东南亚的庙宇里升起同一缕香烟，“开漳圣王”信仰就已经是被广泛接受的身份认同。不妨说，各方力量，朝廷、地方宗族、普通信众共同参与了对“开漳圣王”这一符号的持续生产与维护。

来到浦南，走进松洲书院，走近陈元光墓，就像踏进了千年以来“祀与戎”互动大戏所留下的舞台。也许，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是由事实、情感、权力和信念交织而成的复杂叙事，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能够穿透这叙事的迷雾，去触摸背后真实复杂的动机，或许是行走在这些古迹间所能获得的更为沉实的收获。（漳州融媒记者 张晗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