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海峡网>新闻中心>海峡两岸>台湾新闻
分享

台湾地区保留有许多古代书院。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首建西定坊书院,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成立的崇基书院为止,全台各地书院总数达62所。那时台湾儒学正处在发展时期,官方府学虽名“学府”,然而实际上只是国家考试机构,很多学生并不在其中肄业,而繁重教育任务则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书院。

福建文化对台湾影响很深。从“移民”层面来说,古时许多中原人迁徙福建后又移居台湾。据《闽台陈氏名人·台湾卷》所记,仅台湾陈氏就有260多万人,其先祖大多来自福建闽南地区。而单单三坊七巷的一面历史,就刻画着闽台两地许多故事。如刘家谋任台湾府学训导,陈衍曾入刘铭传幕中“掌记室”,刘抚台间不少文件皆出其手,还有杨雪沧在台湾纂修《淡水厅志》,沈葆桢更被后人誉为“台湾近代化先驱”。严复也曾考察台湾,而其“亲家”即出自台湾大家族“板桥林家”,林尔康曾定居杨桥巷,他的女儿林慕兰与严复子严叔夏结为夫妇,缔结百年之好。

台湾的大家族,除“板桥林家”外,举其大者还有“雾峰林家”“大龙峒陈家”“丰原廖家”“北埔姜家”“瑞芳李家”“达观洪家”“两岸丘家”等,这些家族成员多为社会精英,他们投身经济建设,献身抗敌御侮,遂成地方望族。其功业成就与德行,触动人心。丘氏一门秉承“晴耕雨读、文武传家”传统,培养众多人才,著名者有丘逢甲,1889年中进士后,曾主讲于台南崇文书院、台中弘文书院、嘉义罗山书院。1897年,任潮州韩山书院院长,其后又在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主讲,还创办了潮州同文书院;“大龙峒陈家”的陈维英(1859年恩科举人),曾任台湾仰山书院、学海书院山长,作育英才,不计其数,清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张亨嘉也是他的学生。

书院文化是“闽台文缘”重点内容。台湾书院的发展与福州书院及文化教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即鳌峰书院对台湾书院的影响。

鳌峰书院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也是当时台湾学子心中向往的求学圣地,他们在闽都努力学习,学成返台后积极传播闽都文化教育精髓,为促进闽台教育事业发展与文化交流起到桥梁作用。台湾淡水厅举人李藩岳,曾就学于鳌峰书院山长郭柏荫门下。福州闽县人薛士中是著名理学家张伯行的弟子,鳌峰书院生员,后来他担任台湾府儒学教授,并出任海东书院山长,讲学达6年之久。

台湾书院的建筑风格、组织结构等都与福州书院相同,书院名称也仿自大陆。台湾规模最大的海东书院,其学规就是直接从鳌峰书院模仿而来。另外,福建巡抚孙尔准巡视噶玛兰厅时,见仰山书院诸生有志向学,遂从鳌峰书院书中抽拨《史记》《诸葛武侯集》《朱子文集》《周濂溪集》等45种约170册,供师生研习、浏览。

登瀛书院是全台诸书院中建筑保存最完整者之一。虽几经修葺,却仍是初建旧貌。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钟英等发起募银兴建登瀛书院。书院教育目的是为科举服务,但旨在敦品励学。自创办以来育英颇众,林文察、洪玉麟及文学家张深切、历史学家洪敏麟等,皆一时俊彦。日据时期,中国传统教育受摧残,书院逐渐衰微,仅存祭祀功能,遂转为“文昌祠”,至1985年11月,复名“登瀛书院”,并被列为古迹进行保护。

许多古代书院的样貌多只存留在某张古图中。而笔者在登瀛书院所见,从主殿、照壁、厢房、杂房等书院主要建筑,到书院中保留的“云路先登”执事牌、墙面泥塑、梁上木雕、彩绘门神像等,这些皆为书院珍贵文物,它们的存在也构成了书院的“实录”,使人可以再回现场。

书院并没有淡出当地人视线,每年考期将至,总有考生复印准考证放在文昌帝君神位前,祈求顺利通过。书院正殿门楣有一联,传为山长洪月樵所撰:“登云有路志为梯,联步高攀凤阁;瀛海无涯勤是岸,翻身跳进龙门。”这种期望,从古至今没变。杂房中一块“科名录”板,彰扬着当时教育成就,院中一方赑屃碑,记载着书院兴废历史。

敬惜字纸之风由来已久,早在宋代就普遍存在。在书院里,一位授课老师讲述道:“当年建书院时,就把教育的目标挂在大殿上面,叫作‘学教敦伦’。”“以前书院请一个人挑着字纸篓,沿着各村收旧纸,人们听到‘收字纸’的喊声,就把那些写过字的纸交给他。收旧纸人挑回书院后,就在敬纸亭中焚化。每年冬至,再把这些灰烬送到溪里,让其流走。这个过程叫作‘送圣迹’。”

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淳化了地方风气;书院制度衰落以后,社会风俗,家族信仰、观念等也反作用于书院,使它更具“色彩”。登瀛书院的存在,使单个书院的“整体研究”成为可能。(福建日报)

责任编辑:庄婷婷

最新台湾新闻 频道推荐
进入新闻频道新闻推荐
泉州市领导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走访慰问
进入图片频道最新图文
进入视频频道最新视频
一周热点新闻
下载海湃客户端
关注海峡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