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枇杷的“史记”捐给了故乡

4月11日上午，仙游县书峰枇杷湖公园，第十届枇杷文化旅游活动开幕式现场。一个瘦削的身影走上舞台，步履不快，却很稳。

他是林顺权，华南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国际园艺学会枇杷工作小组主席。当天，他从莆田学院赶来，向书峰枇杷文化馆捐赠100种枇杷科技书籍。

台下很多人认得他。这位从书峰卓宅走出去的农业学者，名字早已和“枇杷原产于中国”这个结论绑在一起。他在台上只是简单地说：“时间关系，我不能在这里多讲。关于这些书的来龙去脉和它们的价值，我已经在给书峰乡党委、政府的信里说了。”

“与其说是赠与，不如说是托付。”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书峰与枇杷的相遇，要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

那时，书峰乡还叫“书峰公社”，党委书记严明训和社长武文智是福建农学院果树专业毕业生。两个当家人一合计，决定把山上的地拿来种枇杷，从福清引入“太城4号”等品种。

当时，林顺权是福建农学院果树专业的本科生。1980年春，他到莆田华亭霞皋果林场实习，场长方国栋是当地有名的“土专家”。在华亭，方国栋向林顺权推荐了一个品种——“长红3号”。

随后，林顺权的亲属在书峰乡虎头崙租了几十亩地，种下了“长红3号”。那片园子，成了书峰枇杷早期的标杆。几年后，《福建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富书峰，穷社硎，结对子，同致富》，书峰枇杷出名了……

“有人说‘书峰的枇杷是林顺权搞起来的’，那是不对的。”林顺权在信里写得很直白。改革开放前，书峰卓宅人“种田跑五里、吃水等半死”。1975年，高中毕业的林顺权被推举为队长，带着大伙种永泰李。1977年恢复高考，他第一志愿填报“福建农学院果树学专业”，想的是“毕业回来把果树种得更好”。

但这一去，没及时回来。他本科毕业，读研。研究生毕业论文做“枇杷胚乳培养”，想搞“无籽枇杷”，论文做得不错，但“无籽枇杷”没成功。之后，他被学校派去日本学习。

在日本，林顺权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日本以及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认定，日本是枇杷原产国、最大的生产国、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日本的“田中”品种被引种到十几个国家。欧洲人甚至把枇杷叫作“日本山楂”。

他心里清楚，这不是事实。《史记》里就有枇杷的记载。只是中文的声音，那时还传不了那么远。

他决定做一件事：为中国枇杷正名。

1999年，在两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专家的帮助下，林顺权在美国发表了枇杷植物学和园艺学论文，向世界说明：枇杷原产于中国，日本的枇杷是从中国引过去的。2001年，西班牙率先承认这一事实，随后欧洲多国跟进。2006年，日本也正式承认。再后来，很多中国人才慢慢知道，原来枇杷的“国籍”，是一位中国学者帮它正名的。

回到11日当天的这场枇杷节，有果香，更有书香。林顺权捐出的100种书里，有《枇杷科技资料选编》（一）（二）（三），由华中农业大学章恢志领衔主编。“这三本书滋养和武装了我，给了我挑战日本枇杷权威的底气。”他在信里写道。

章恢志和林顺权一样，都曾留学日本。不同的是，章恢志那一代学者组建了“枇杷科研协作组”，到1994年停止活动。林顺权这一代，则在新世纪重启了枇杷的学术组织工作。

2002年，第一届国际枇杷学术研讨会在西班牙召开。此后，林顺权张罗着2004年4月在莆田召开全国枇杷学术研讨会，联合几所高校向中国科协申请成立“中国园艺学会枇杷分会”，2005年获批。他从创会担任理事长直至2021年，交棒后成了“名誉理事长”。中国园艺学会枇杷分会每两年开一次会，到2025年论文集已有12本，全在他捐的100种书里。

2006年第二届国际枇杷学术研讨会上，他被推选为“国际园艺学会枇杷工作小组主席”。2010年，农业部资助枇杷行业专项，一次性拨付800多万元科研经费，其中200多万元用于基因组测序，林顺权是首席专家。

这些成就，他没有在台上讲。只是把它们写进信里，连同16个博士、3个博士后的论文和报告，连同他主编的《枇杷精细管理十二个月》《枇杷属植物图谱》《中国果树科学与实践·枇杷》，连同那篇《建国70周年中国果树发展·枇杷》，一并托付。

“希望……这些资料传给下一届，一届一届传下去……”信的末尾，他写道，“因为这些资料可能会成为《史记》之后阶段性的最重要的枇杷文献。因此，它们不仅属于书峰，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林顺权还在信里回答了未来的问题：

如果将来人们只吃无籽水果，枇杷还有用吗？人类已经在创造无籽枇杷了。

如果地球气候剧烈变化，枇杷濒于灭绝呢？华南农业大学已经研究超低温保存种质，若干年后可以解冻回来。

……

“总之，地球上永远会有枇杷，书峰枇杷馆的这批枇杷资料是人类拥有的永久宝藏。”（本报通讯员 郑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