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区伯:难放弃曝光公车私用 我很累很累

拨通电话后，是十几秒的静默，记者一度以为没打通。

“请问是区伯吗？”

“你哪位？”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些紧张。

待记者自报身份后，他才放松下来。“真抱歉，我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等对方先开口。最近又有人多次打电话恐吓我，说要砍死我，还要砍死我家人！我昨天才到公安局报了警……”他愤懑地讲起这几天接到骚扰电话的事。

有23万微博粉丝的广州人区少坤（人称区伯），一边被一些人称为监督公车私用的斗士，一边深陷“骗低保”、“嫖娼”、“作秀” 的指责中不能自拔，一个叫“反区伯大联盟”的微博号下，集结了9600多个粉丝。

2015年3月26日，区少坤在长沙被当地警方以涉嫖娼行政拘留五日。一年多后，2016年5月底的一天，63岁的他歪在自家5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里一把木椅上，喘着粗气对记者说，“身体变化了，体质变差了”。他患上坐骨神经痛，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降压药、止痛药，走500米左右就要歇一歇、蹲一蹲。刚爬了5楼，他有些高的额头上布满汗珠。“以前60岁之前，有时候抓（公车私用）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到家，去酒楼、夜总会、夜宵店去抓，夜晚才旺。”

区伯坐的位置正对前妻和儿子的房间。在这套两居室里，前妻和孙子睡一个房间，儿子住另一个房间，而他窝在阳台的一张小床里。嫖娼事件后，他的儿媳怕被亲戚朋友说闲话，决定离家在外租房独居；他的前妻在记者面前匆匆走过，不愿评论他。

“但人还是区伯这个人，工作和性格没有变，一样坚持较真、执着。”在我们相处的两天里，他甚少兴趣谈论自己的生活，“我为什么这么做，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利益？有，我的利益是什么？利在千秋，益在子孙，这个是我唯一的愿望，区伯站出来这么辛苦都是为了社会安定和谐、公平正义。”他的神情和语调变得激越，仿佛在发表一篇演说。

区伯说，母亲家门锁的钥匙孔曾被人拿小东西堵上，他不得不把锁撬了。

被质疑

约定的时间是5月23日上午11点。10点58分，区伯给澎湃新闻记者打了个电话：“你现在到哪了？等等，我先冲个凉。”

半小时后，在广州海珠区的聚德花苑小区附近，洗完澡换好衣服的区少坤迎面走来，古龙水的气味也扑鼻而来。

他没有吃午饭。几年来，除非在外见朋友，他说自己早上、中午都不吃，每天只吃一顿晚餐。街坊曾举报他拿着低保却常出入酒楼喝早茶，如今问他，是不是为了避嫌才不去了？他避而不答，只说，为了省钱，“这习惯已经好久了”。

63岁的他身材高瘦，略为稀疏的头发整齐地朝后梳着，蓝白格子衬衫，白色长裤、白色皮鞋。

他喜欢白色，天冷的时候，连外套也是白色。“因为觉得白色纯洁，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性格。”

走进聚德花苑，几个街坊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经过一群坐在架空层旧沙发里聊天的小区住户。

“全都搞定了？”区伯对其中一个大婶说。

“搞定了，过两天我去拿就行了。”

“我叫他们送过来。”

“不用不用，过去也不是很远。”

区伯告诉记者，那位大婶拜托他帮忙办暂住证。“她女婿是外地的嘛，问我怎样搞，我就教她，我也打电话给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帮她搞。”

向区伯求助的人很多，权益被侵犯的、重病没钱治的、意外陷入贫困的，本地的、外地的，打电话来的、登门拜访的都有。他在微博上转发他们的诉求、呼吁大家伸出援手，“你微博才那么几个粉丝，谁看得到。我一转，就有很多人能看到。”

“网上那些人骂我区嫖、区狗，全家死，说我在整个小区神憎鬼厌，你自己也看到啦，楼下人家都跟区伯打招呼，神憎鬼厌吗？”他主动提起外界对他的质疑，“他们造谣说我骗保，你随便去问任何一个人，我不跟着你，你问区伯有没有骗保，区伯以前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聚德花苑是广州一个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小区。2012年，原聚德花苑业委会主任萧河联合小区30多位居民联合举报区伯骗取低保，举报者认为，区伯儿子有工作，不符合申领低保条件。

被街坊联合举报后，2012年10月，区伯接到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的停保通知书。民政局指出，2006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间，区伯的儿子在部分时间有工作，而他隐瞒了事实。

区伯不服了。网上流传的一份视频中，他在民政局的官员面前蹲了下来。“你们为什么要断了我低保，你们为什么要断了我低保。”他一边喊叫，一边扯拽身旁的老母亲，两人双双跌倒在地。“把（视频发）微博都放上去吧。”走出民政局后，他在镜头里说。

在一位广州民政局内部人士眼中，区伯是棘手又敏感的人物。

他甚至穿上一件白衫去闹市区“乞讨”，衣服上书黑字4行：“阳光在哪里，无饭吃；公平何处寻，断低保。”

2012年12月底，民政局恢复了区伯及其母亲的低保。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区伯滔滔不绝解释这起风波的由头：2006年1月，他的前妻检查出子宫肿瘤。“检查结果出来，回来就哭，借钱无门，老婆抱着儿子的头说妈妈要走了。当时我还有病，肾积水。”他不得不去民政局申请低保。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中街街道办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表示，2011年底低保救济条件年审时，区伯的儿子已经有工作，只是考虑到他母亲年龄较大，而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就继续为区伯母子办理了低保，但以一年为限。到2012年时，街道办曾电话通知区伯办理低保变更手续，他不同意。

并不是所有小区居民都愿意谈论区伯。“不认识，你别问我，你去别的地方问，你找错地址了。”打听起他时，小区里一位中年女士一脸烦恶地说。

“感觉你对他有意见？”

“不是有意见，不清楚这些事，自己都顾不上，哪顾得了别人这些事。”

区伯睡的阳台。

区伯的书。

自证

一年多来，区伯将嫖娼事件融入自己的悲情叙事中，“很多人屈服了，区伯我就不怕，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君子坦荡荡又何惧之有？”

大约晚7点，他戴上老花眼镜开始刷微博。他用两台翻盖的国产智能手机，其中一台没有电话卡，连着家里的WiFi。“一台手机没电了，马上换另一台。”“有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上网就中断了。”两台手机则可以避免上网中断。

他一边发微博动态消息，一边回应网友、浏览新闻，直到网友没什么动静了才睡。

“整晚都关注微博？”

“是啊，微博就是我的精神粮食。”

微博上，区伯举报公车私用，转发贫病老人、妇女或儿童的募捐信息，评论各种新闻事件，不时提及自己被构陷和报复。他转发得最多的内容，是警察、城管不规范执法，官员落马，校园暴力。

评论区里，许多人声援他，赞他坚强抗争，也有人不以为然，讽刺、质疑他。

“我在微博上呐喊，用我微弱的声音呐喊，都是为了所有市民，大家意识到我们才是主人，我们是依法治国的主体而非客体……”他越说越急促，顾不上语病，“你有权力，就必须有这个权利给老百姓监督。权力和权利均等的社会才公平……”

“区伯”为外界所知是在2011年——他第一次因监督公车私用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不过在他的自述中，他将自己监督公车私用的历史追溯到2005年。

“监督公车前做什么呢？”

“抓贼比较多。”

“最让我后怕的是1995年那次，在人民路和一个抢劫的人肉搏。他抢人金项链，我追！扑上去在地上打，他用刀来刺我，我抓着刀刃不放，喊救命。”

他向记者展示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见义勇为人员证书，“我抓贼，受市人民政府表彰、奖励两次，受海珠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表彰3次，一共5次！”

但将时间推移到1979年，是他记忆中不愿被提起的部分。在他的户口本上写着， 1979年9月10日于广东省第三劳改队释放入户。

有媒体曾采访他的小学同学阿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区和村里很多少年一样，穿着颜色款式统一的‘军便装’、喇叭裤，结成帮派四处打群架，有时为了钱，有时为了女孩。”

关于那次劳改经历，区伯本人的解释是，因为女朋友被调戏，他为女友出气拿铁链子打伤了对方脑袋。

这段经历也被他的反对者们放到了网上。在那个“反区伯大联盟”的微博里，博主转发他的微博，说他作秀、嫖娼、收人钱财，还贴出民政局、残联的文件，用以证明他骗保、有“精神分裂症”，甚至连他的母亲和姐妹也被咒骂。

区伯从一个信封里抽出医院开的癫痫症诊断证明，递给记者看。“那些人造谣说我精神病，其实我是癫痫，癫痫不是精神病啊，他们有意歪曲，想中伤我，让我望而却步，不敢再监督，无形中借这个剥夺我监督的权利。”

“总是微微一笑，不介意！”但他又忍不住在微博上怒骂攻击他的人，“污名报复，只能让你的嘴脸更加丑陋。你总想要我停下来，但良心却敲打着我继续前行。”最后，他发出一条写着13个“可怕！”的微博。

区伯急于自证清白。

“一个曾为社会治安抓贼20多个的区伯，就因监督公车挨打受骂，唯一的依据说你骗低保。”去年12月，他@ 了广州市民政局的官微，“你说区伯06年骗低保？区伯骗××的低保！”

一位认识他的公益组织人士说，区伯对于自己呼吁的事情，经常会比较情绪化。

2015年，有媒体报道指出，曾有多名广州媒体人“在采访区少坤的一次打架和被质疑骗保事件时，因为采访了另一方和其他目击者，就遭到区少坤不断投诉，甚至谩骂。”

提起上述报道，区伯有些不满，“她采访完还非要问我不想答的问题。我挂她电话，她还打，还跑去采访攻击我的那帮人。”区伯说，他差点要告那位记者，连律师函都准备好了。

澎湃新闻记者联系了那篇报道的作者，她解释说，当时采访了一些曾举报区伯骗保的人，区伯知道后很不开心。“他容易激动，不好沟通”，而那些区伯所称的“不想答的问题”，只是想核对举报内容。

监督公车录下的视频光盘。

改不了

按区伯自己的说法，监督公车“简直成了职业病”。 几天前，律师开车载他出去办事，去到哪里他都会观察有没有公车。“现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觉得我像得了疾病。”

“区伯见到这么多公车私用的现象，觉得很气愤，都是纳税人的钱啊！我的心在流血，在流泪……”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约好在他母亲家附近碰面。约定时间是5月25日的上午10点。10点04分，记者接到他的电话，“我刚刚又抓到一部法院车，正在过来啦。”10点22分，区伯提着煲好的淮山肇实瘦肉汤出现。

他母亲已经90多岁，去年7月，在街上摔断了腿进医院做了手术。

在母亲家里，他打电话给深圳市行政复议办公室，提醒对方，他寄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快到答复期限了。

今年2月20日，区伯就深圳无牌证警车问题，向深圳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没有得到答复。3月底，他又向深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区伯通完电话后，一旁的母亲看着记者喃喃道，“我的脚刺痛啊……”

“我很内疚，妈妈辛苦养育我，还要她为我担惊受怕。以前她每次见到我都流眼泪，抱着我头说不要搞了，近年少些，她开始有点痴呆了。我没什么孝敬她，至多买些肉食给她，但是自己的性格多管闲事，自古忠孝两难全……”

说着说着，他又将话题引向监督公车，“我母亲节抓了4辆公车，我也想做孝子，母亲节我想孝敬我妈妈没钱，我去抢劫银行，不抓我，行不行？不行！纪律就是纪律，法律就是法律。不能用纪律、法律做孝子交易。人家自古忠孝难两全就是这样，你要孝，就不能忠，你要忠，孝就有失，这个是真的……”

家人担心被报复，多年来一直劝区伯“不要再搞那么多事”。一次，区伯与前妻激烈争吵，“为什么你每天都说我？”“我是你老婆，怎么能不管你。”“你不是我老婆就不管我？那就离婚啦。”2007年，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虽然离异，但前妻没有别的地方去，两人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记者到访的时间里，他的前妻把自己关在房间，“不想说跟他有关的事情啦！”

将近4小时的采访后，区伯突然心脏痛。在采访前，他已经因为心脏痛吃过一次药。

“我很累，我很累很累”

区伯家中客厅桌面上，摆了许多法律书籍，他说，自学法律5年，按程序办事。

他的朋友圈也多是律师、维权者。但被举报“骗保”后，他还是决定带着自己老母亲去民政局上访；他在微博上批评嘲讽一些官员的违法违纪，又津津乐道与政府官员们的交往。

区伯有些矛盾。

去年4月，从长沙回来的区伯，声称将起诉长沙市公安局。4月14日，他突然对媒体称要放弃起诉。

他也一度想放弃“监督公车私用”这件事。前妻叫他不要再管了，他便一口气删了过去几个月的微博。“但是我后来看到很多公车私用，我就想，放弃不是区伯的性格。”没过几天，他又在微博上举报起公车私用。

探望母亲后的当晚，区伯突然给记者打来电话，“为什么下午给你看了癫痫证明，晚上就有人骂我发病了，还在网上把我癫痫证明的照片贴出来。”

这个巧合让他怀疑是记者泄露了他的资料，记者解释说，他的癫痫症诊断书曾经向媒体公开过，也在微博上发过，攻击他的人可能是在网上找到的照片。

他这才没那么激动：“哦，那很抱歉，我有时候很敏感，因为太多人骂我了。”

那晚，他还在忙着申请深圳市政府行政复议的事。此时他已对采访失去两天前的热情和耐心。当记者提出要问他一些问题时，他极不耐烦，“什么问题啊？虽然我很感谢给我机会发言，但是我很忙，没那么多时间回答问题。”

2016年5月26日，区伯收到深圳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他决定再次申请行政复议。到30日，他突然改变主意，发微博说，“算了吧！还是让政府自己监督自己吧！要相信政府！区伯我已精疲力倦，区伯老了，区伯我已经很累！很累很累！”微博配图是一份关于广州市工商局信息公开案件的判决书。

他败诉了。这似乎让他很沮丧。

区伯将当天发的另一条六百多字的微博置顶，开头是“广州区伯你累吗？我很累！我很累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