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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知患上癌症1026天后,吴树梁走了,还是没等来妻子的深圳户口。

11次化疗、40次放疗、6次生物治疗,经历种种疼痛后,这个原本190斤重、敦实的河南汉子,临走前还不到80斤,日夜蜷缩在病床里。

就在他离世前十几天,正在汽车站卖票的妻子突然收到他的短信:“恐怕我日子不多了,你要照顾好儿子,留在深圳。”

留在深圳,拿到户口,这信念一度逼着他活下去。

“死亡”两个字,从2012年年底的一天开始,对当时37岁的吴树梁而言,变得不再陌生。那天,医生告知他已是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机会,还跟他说,“大概还能活3至6个月”。

而就在得知患癌症的前两个月,这个深圳打工者,刚刚得到在这个大城市奋斗数年的馈赠——申请深圳户口的资格,这是对他评上“深圳优秀保安员”的奖励。

他曾一度感到幸运,“一个没有学历、在底层打工的人想拿到深圳户口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那份幸运感很快被绝症的消息击退。

刚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吴树梁感到“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2009年,他从一家保安公司分到龙新派出所当辅警。在接警室里,他为丢钱包的路人解过囊,帮醉酒的人醒过酒,还为斗殴的外地人拉过架。

可他没有愤怒太久就缓过神来:他得活着,要抓紧时间治病,没时间怨天怨地了。

活着,拿到户口,让家人留在深圳。

如果一切顺利,他的深圳户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从申请到办下来需要等待8个月。医生担心他可能活不到那天,他不甘心,“要是户口没办下来,我就死了,实在是太亏了吧”。

很幸运,他跨过了医生所说的生存期限,到2013年6月,他拿到了一张薄薄的深圳常住人口登记卡,上面有他的名字。

有了那张薄薄的卡片,他就能享有深圳综合医疗保险。这意味着,相比于他之前的深圳劳务工医保,他可以享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

自己的户口熬到了,他又熬了4个月,等来了儿子的随迁入户。从此,儿子在深圳上小学的“大问题”迎刃而解,不费周折,也没花借读费。

轻描淡写的4个月,吴树梁是数着过的。因为吞咽困难,一碗清汤他要一个小时才能喝完。疼痛,让他直不起腰来,成日佝偻着。

他随身带着两个物件:一个吹风筒和一个黄色牛皮信封,吹风筒可以帮他用热风驱驱疼痛,而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有他所有的领药证明,让他可以按时拿到止痛药。

最多时,他一天吞下40多片吗啡,他说,按照常规剂量,“普通人一天是半粒,最多不能超过1粒”。但他对吗啡已经上瘾,疼起来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去翻找柜子里的白色小药片。

每天的日子能疼死,可他还得熬着,熬着就能等到妻子的户口,就能给家人挣下“更好的生存条件”。

去年6月,等他深圳落户满两年时,妻子原本可随迁入户。当他觉得目标在即时,发现政策变化了,这个期限调整为3年。

又多了12个月。这个背着癌症跟时间缠斗了30个月的男人曾自我安慰,“这是要逼我再多活一年”。

他“早已经对死不恐惧了”,但他必须得活着。为此,他自愿变成一个药罐子,尝试着各种止疼和抗癌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一日日熬到10月,离妻子的户口还有240天,他终于熬不动了,走了。

“他不用再疼了,也是一种解脱。”妻子并不意外丈夫的离开,吴树梁甚至早在笔记本上为她写好了嘱托,一旦他去世,“如何通知家人和处理遗体”、“如何注销户口和暂停公积金”以及“换煤气罐的步骤”等种种事项。

她同吴树梁一样,来深圳打工十年,如今正等待着丈夫的单位帮她办下“随迁入户”。

“如果明年6月份,没有户口,大概就是没了。”她叹息,而那曾是丈夫苦熬的目标。

责任编辑: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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