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福建省抗日老兵 只希望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忆

陈上元正在整理老兵的抗战事迹，希望尽快出书

此前本报“致敬老兵”版面

今年12月初，黄埔军校毕业、曾经参加过浙东会战的96岁老兵叶高蔚离世，他的儿子辗转找到陈上元，转达叶老对其女儿的谢意。

2015年4月24日到8月1日，陈上元走访了全省108位抗战老兵。叶高蔚是其走访的其中之一，今年第二次回访时，女儿随行，知道了叶老的事迹后，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向老人家表示敬意。叶老的儿子告诉陈上元，今年有很多人过去看望叶老，但叶老最看重的是他女儿的这份敬意，“因为这是国家最年轻一代的心愿”，她代表着一种希望。

陈上元说，记录老兵们的抗战，拾掇战场的真实记忆，是对老兵的致敬，作为八闽子弟有这样的义务去记住曾经为谋取和平而奋战到底的先辈们。

我能出8600法币把你买回来吗？

40岁的陈上元，是中石油福建青年志愿者，与老兵结缘最早在两年前。那时候，他与东南快报记者一起走访老兵，记录下老兵口述的抗战历史，在他眼中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此后，他通过社交媒体、自己的人脉圈子、民间组织等陆陆续续也走访起了老兵。

陈上元访问过的郝滔，今年89岁，曾是青年远征军里的一员，也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1944年，郝滔报名参军，年迈的父亲放不下，“我爸爸是最爱我的，怕我当兵，才送我去读书”，郝滔说，当年10月份报名时，父亲想方设法拦住他，甚至说他坏话，让部队以为他品行不端不敢要他。但最后，家里还是拗不过他。

送别时，家里四五十个亲人到车站送行，“当兵总共30几个，送的人20倍以上”，郝滔说，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学生去前线打仗就等于送死，送别就是永别，“为什么我还要去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当年郝滔参加的207师由美国人体检，兵员到了西安，体检是最后一道关口，郝滔也过了，政府给他发了8600法币（在当时可以买10担麦子，很可观）作安家费，他交给了一路随行的父亲，“我爸爸当场就哭了，他说，他把孩子当壮丁卖掉了”，第二天，郝滔的父亲来到了部队，给了郝滔8600法币。“我爸爸不说话，但是意思我懂，他是说，国家给了8600法币就把你买去了，我现在再给你8600法币，能不能把你再买回来？”。

这种颇有画面感的场景，时常出现在陈上元走访的过程中。在他看来，这些真实的故事细节，比起宏大的战争叙事，是最关乎个体，且管窥这场战争的最真实的个体记录。

真实的战争是用尸体垒起来的

在108位老兵的叙述中，战斗的残酷及战场生活的艰辛，远不是抗日神剧的雷人表演。

陈上元曾经走访过的，今年已92岁高龄的福建莆田人赖洪，在1942年，兄弟三个全部上了前线。当年12月份，行军到湖南长沙，赖洪被分到88军3营7连，“一到部队，直接拿枪就打日本兵，早去当兵的有学习，我们晚去的哪有时间学习？”

而今年99岁的周宁县人李佛龄，入伍第三天，还没经过训练，和他一起的51个新兵便马上投入战斗，第一场战下来，“51人死了36个”。

老兵们回忆，新兵第一次上战场吓尿裤子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枪响之后，经历了最初的慌张，士兵们会立即进入角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陈上元曾经寻访过一个叫郑恒标的老兵。他在淞沪战场上，亲眼见着战友为了抵挡住日本人的坦克，在其行进的路上挖了坑口，盖上草皮伪装，然后捆着手榴弹蹲在坑内等着，坦克一到，再一起引爆。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在阵地战时，中国的炮打不远，一些老兵甚至冒着军法处置的危险，将炮移到阵地前，命中目标后，再迅速组织转移。

与此同时，在枪林弹雨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子弹曾打中老兵叶高蔚的肚子，肚子积满了淤血；子弹也曾穿过老兵赖洪的额头、擦过陈道天紧贴心脏的胳膊，与死亡只有数公分的距离。

让陈上元印象最深的，是他曾经采访过的龙岩市武平县人危德彰。1941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滇缅作战，在攻打高黎贡山时，危德彰说，中国士兵付出的代价外人几乎无法想象，“高黎贡山山高路窄，日本人躲在碉堡里，火力很猛，我们把尸体垒起来当掩体，机枪架在尸体上打，都是国军的弟兄，也有部分日本人，日本人也被我的机枪打死了很多”，危德彰说，第一批去往滇缅作战的士兵没有幸存下来的，他是第二批，10个里只有三个最终平安归来。

通讯失联回家后家里已设灵堂

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死亡随时降临，在战场及后方无一不如是。老兵赖洪曾经负伤后被抬到后方医院治疗，“18个人在地上睡成一列，当天晚上就死了四个人”，至今想起来，赖老还觉得后怕。战时通讯不便，有的士兵活着回到家后，竟发现家人把“灵堂的位置都给他摆好了”。

陈上元曾在书写叶高蔚的文章中提到，叶老在陆军救护队认识了霞浦的老乡处长，刚好已近中秋，处长就邀请他一起请假回霞浦探亲。叶老说，“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到的霞浦，农村里八月十五好热闹的，但我家很悲伤，以为我死了，都没心思，正准备给我做迷信招魂呢，突然看到我，哎呀，全家人都非常奇怪，不知道是人是鬼，最后全家人好高兴，请全村的人来吃饭，好热闹”。

这种劫后重逢的经历并不多见，抗战归来的不少老兵，日后依然饱受因战争而来的噩梦、失聪等伤病带来的痛苦。

陈上元说，战争给部分老兵造成的创伤至今仍然刻骨铭心，一些老兵在回忆起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时，讲到动情处，时常会潸然泪下。

老兵需要的是一份认同

陈上元说，大部分老兵住在偏远的村落，闻及有晚辈前来探望，都很高兴。与此同时，老兵们的生活境遇也给了他不少感触。

还未走访老兵时，和大多数人一样，在陈上元的印象中，老兵的生活常与贫穷和悲情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但在真正走访了之后，他觉得仅就自己接触的老兵里面，处于这种境况的毕竟只是少数，部分老兵的生活境遇变得困难，背后可能有诸多因素，有的因为个人原因，有的因为家庭因素，有的没有子嗣……不尽然与老兵的身份相关。

陈上元说，他曾经走访过一个抗战老兵，住在莆田的石厝房内，靠收垃圾瓶子为生，给外人的印象是生活无比惨淡，但实际情况是，老兵本人的性子较犟，与家人相处不来，决定自己搬出来独处。

在陈上元看来，如实反映老兵的抗战经历和现实生活遭遇，是对那一段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老兵的尊重。

今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老兵们得到自己应有的身份认同，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希望的。今年九月，陈上元和他的志愿者团队为老兵照了相片，镶了框给老兵送去，也制作了相应的纪录片，但因为时长所限，有些老兵的画面没有放进去，老兵会抱怨说“怎么没有我的画面出现？”。

陈上元说，老兵们虽然很少向人述及自己的抗战经历，但事实上，只要后辈们充分了解到了，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都乐意见到，这背后“可能还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正如一位福建老兵就自己被央视报道的事情给陈上元所发的感谢内容一样，“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誉”。

也因此，今年国家为老兵颁发纪念章，陈上元告知老兵需要接洽询问的部门，自己也向当地相关部门递交了部分老兵的相关资料，希望纪念章尽早交到老兵手里。

而岁月不等人，从四月份开始走访到现在，先后有十来位老兵去世。5月20日，曾在马尾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担任副官的99岁老兵郑永燧离开人世，家人布置了灵堂，在正中间摆上了一副打印出来的一米多长的微信照片，上面写着郑永燧的抗战事迹，执笔者是陈上元，这让他颇为触动。

如今陈上元正张罗着将记录老兵抗战的文稿整理完毕，将所有老兵的抗战事迹全部纳入，希望书籍尽快出版，“书不外卖，只送老兵”，这个行动得到单位的支持，某种程度上，整个走访行为都得到企业的支持——历时100多天，行程19000公里，走访100多位老兵，加上500多G的视频素材。

谈及这次走访，陈上元说自己最大的感触，是从老兵身上感受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抗战历史，“他们有害怕有犹豫有胆怯，甚至也有逃兵，并不都是世人眼里的英雄，但我总觉得，面对死亡，这是更加真实的人性，也是更加真实的抗战”，但真实，并不减少抗战老兵的光辉。

采访手记

老兵们曾经记着我们 今天我们更应该记住他们

美国作家E·B怀特曾在缅因州农场当农民时，他看到好朋友达莫龙离开帆船工作去捕龙虾，理由是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在，两人一起出海满载而归时，E·B怀特突然觉得，人们为走出战争的泥沼而起身反抗，不就是为了这份权利吗，“说出我们的想法，拖曳我们的捕笼，操心自家的事情，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放浪形骸”。

这句话再简化一点，就是免于恐惧，获得自由。

我大抵同意这样文学化的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其中，对于曾被侵略过的国度里生存的百姓来说，这种念想来得尤为迫切。

在寻访八闽英雄儿女抗战记忆的系列报道中，福州鹤龄英华中学的学生丁汉潮一家曾在逃亡之中不幸被日军抓住，后侥幸躲过一劫，家人却因此更坚定了逃离日军魔掌之决心；同样有此遭遇的榕城百姓林建厦，亦深知沦陷区的痛苦，那种亡国奴的恐惧和郁愤，日后想来依然如鲠在喉。

也是为了免于恐惧，获取自由，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加入抗战序列，也因此，榕城百姓林建厦的父亲参加福州救火会的抗日大队、涌泉寺的圆瑛法师组织的僧侣救护队支援前线、战时福建省会内迁永安，却仍然扛起了东南抗战的大旗。

无数八闽子弟投身前线作战，他们中，有的在战场上战斗至死，有的则因奋战落得伤残，战争的阴影至今仍影响着部分老兵。

也因此，我更加明白了老兵叶高蔚为何对年轻一代的敬意那么看重，他们曾经为了下一代能免于恐惧，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如今年轻一代对其表达敬意，这代表着一种希望，是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里对他们的最好慰藉。而真实记录他们的抗战历史，犹如在浩瀚的宇宙中再点缀一颗星星，让我们在告诉子辈这段历史时，能够指着天上，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先辈，他们曾经记着我们，现在我们也要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