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经的国定贫困县到福建省“十佳县”——武平林改十五年

武平县万安镇捷文水库。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武平县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展示领到的林权证。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武平县林农在种植基地观察铁皮石斛的长势。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这是一场被称之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的改革。

这是一场被期之以“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改革。

这是一场让中国1亿多林农林权明晰到户，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的改革。

这是一场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砍树也能致富”理念深入人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

这场改革的源头，就始自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武平县。

“无主”的山林，禁不住的乱砍滥伐

与共和国同龄的李永兴，在武平县林业局采购站干了20多年。1999年，在龙岩市的林业经营体制改革中，李永兴被买断工龄、提前内退，回到老家万安镇捷文村当了村支书。村子不大，5个村民小组、164户、632人；山林不少，2万多亩，人均30多亩。与福建很多山村一样，捷文村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然而让李永兴一上任便头疼的是，这山吃得让全村差点成了“寡妇村”。

话还得从头说起。新中国成立后，集体林权制度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动，先是土改时期的分山到户，然后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林入社，接下来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山林统一经营，后来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稳定山权林权、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

资料显示，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集体林区蓄积量在300万立方米的林业重点县，由50年代的158个减少到不足100个，能提供商品材的县由297个减少到172个。全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南方集体林区活立木总蓄积量较第二次清查时减少了1.8亿多立方米。也正因此，国家出台林业“三定”方案：稳定85%林权为集体所有；划定15%为林农自留；确定集体林要由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分配至每户负责管护，各有各的责任区。

缺少收益权利，却担管护责任，导致林农根本不愿意去管理，甚至出现极端现象——“山林被放火，群众笑观火，干部去打火，领导气得直冒火。”

在实行集体林统一经营的年代，集体林砍伐销售采取的是计划经济办法，由当地林业局统购统销。林业部门定好一个价格向村里采购（俗称山价款），村里再组织村民或村里的林场采伐。而这个山价款中还含有一部分要作为村集体收入，最后林农实际到手的收入不多。而林业局采购来的木材销售到市场时，依据的又是市场价——这就是“剪刀差”，差出来的这些利润，要养林业系统职工，也是县财政的来源。据资料显示，像武平这样的山区林业县，最高峰时“木头财政”所得，占当地财政收入四成以上。

直至21世纪初，由于既没收益权、又不走市场价，人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中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的福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乱砍滥伐的现象，但占全省面积八成以上的山却是一片死寂：占了全省人口总量七成以上的山区林农，收入与沿海居民差距逐年加大。据统计，1991年时福建南平、龙岩、三明、宁德4个山区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为33%，到2003年下降为22%；沿海与山区的城乡人均收入比1985年时为1.87∶1，到2004年时扩大至2.73∶1。

于是，但凡家里急需现金，林农就跑到山上集体林中砍上几棵树。你也砍、我也砍，“虽说是插根扁担都发芽，但基本上是长不到碗口粗就被砍光了。”李永兴回村的那一年，因为盗伐，全村就有10人被抓、7人被判刑。只要听说森林公安来了，村里很多男人都闻风“跑路”，捷文村因此落下个“寡妇村”的名号。那个年代，放眼整个武平，严重的乱砍滥伐现象，令县委、县政府焦头烂额。

为此，龙岩市率先进行“放开林木经营权”改革，全市林业系统“自己砍了自己一刀”：全面取消林木统购统销政策、裁撤全部乡镇采购站，把“剪刀差”还给林农。可市场价的利润到了村里，在有的地方又成了村干部截留乃至瓜分的“肥肉”，落到林农手中的仍是“零头”。

李永兴正是由于乡镇采购站裁撤而内退回村。他担任村支书后一查账：10余年间，林子被砍了无数，村集体账目竟还倒欠28万元！一怒之下，李永兴提议解散了与原村两委成员有着纠缠不清利益关系的村林场，组织村干部白天值班、夜里设卡，坚决杜绝盗伐集体林势头蔓延。结果，这得罪了村里一些“吃木头”的地痞，一天晚上有人酒后闯进他家，用四楞铁打伤了他的右臂。10多年过去了，至今伤痕仍在。

闽西盛夏，忽而浓云，忽而疾雨。隐隐的雷声中，期待着一道闪电。其时，正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的福建，也在酝酿着一场惊雷。